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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較之中國歷史上所發生過的農民暴動自然遠為進步。過去的農
民暴動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幫會等等落後意識的影響，往往為野心家所利用，來實現他
們的成王敗寇的個人抱負。中共則受著共產黨國際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這種理論的影響，
並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組織辦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傳統，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奪取政權，卻也具有真正改良農民生活的堅強意識。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是中
共發展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嘗試，這個運動當時雖然失敗了，但後來事實證明中共確能在這個
失敗的教訓中，獲得了不少的寶貴經驗。
為了便於說明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首先追溯一下在國民黨革命中農民運動史的發展，
實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說來，陳獨秀先生是首先注意農民問題的人，他在五四時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義和團式的運動，是守舊落後而含有迷信觀念的①。後來，他一直堅持這種觀點，
不願中共聖潔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動觀念所影響。可是中共的領導者們，包括陳獨
秀先生在內，對於國際和國內農民運動史的發展，沒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沒能及時形成
一個明確的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的政綱。
中共同志中最先從事農民運動的是彭湃，這個出身於世家的知識青年，在陳獨秀先生思
想影響之下，於一九二一年首在廣東的海陸豐，從事組織農會，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麼土
地革命，也沒有農民暴動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農民的切身痛苦，從此，廣東的農民運
動，日漸發展起來，跟著也發現了不少的新問題。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間擴大會議，根據農民運動在廣東已有較大
規模的發展的事實，制訂了農民運動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釣要點在經濟方面是減租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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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要求農民所得不少於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反對預征錢糧及
苛捐雜稅等。在政治方面，農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縣長民選，民團不得逮捕審判農民等。
在組織方面，強調農村聯合戰線，規定農民協會的組織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貸者參加，但應團
結僱農、佃農、自耕農與中小地主，對並非作惡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關係，對劣紳土豪大
地主則予以反對，等等②，這些決議，是中共意圖發動農民，成為國民革命中一項重要勢力
的現實想法。
中共在廣州的同志們對中共中央七月間這種農運政策表示了反對意見。廣東區委根據在
廣東積累起來的國共合作和農民運動的經驗，主張不應因國共合作而阻礙了農民鬥爭，應不
顧一切使之發展，以求土地問題的更高階段的解決。他們強調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國民
黨內贊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這樣的左派固然很少）。這種見解，意味著將革命的重心由
國民革命轉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則以國民革命仍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為基本理由，否定
了廣東區委的這種較激進的主張。
共產國際很重視農民土地問題，這是列寧主義的特色。在共產國際的好漢們看來，似乎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真實而又神秘的內涵。“沙法諾夫在一九二一年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所
發表的演說，就曾強調這一點。但莫斯科對於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的具體情況及其與國民革命
的關係，一直沒有弄清楚。蘇俄土地問題專家們曾先後在廣東武漢等地從事實際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漢政府垮台，也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鮑羅庭對農民土地問題所表現的主張，大體是以中國的政治氣候為轉移。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孫中山先生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國有等主張，未為孫先生所採納。一九二五年，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鮑羅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密切合作，鞏固廣東的
革命專政這一問題上。再也沒有提過甚麼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中
全會以後，他對國共合作前途已不感樂觀，又從新強調土地革命。上述廣東區委的主張，就
曾獲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達武漢以後，他所注意的是反蔣陣線的形成，因而又
不重視農民土地問題了。
鮑羅庭在中國最能代表史達林的意旨。他到達武漢以後，和我談到農民問題，曾表示現
在革命的危機，是有人要拋棄孫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這種企圖實現了，一切都將完蛋。他
還肯定的說：“現在土地革命的時機沒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條件。”他專心在策
劃反蔣，因而主張糾正農民運動的過激行動。從鮑羅庭的這些態度看，不僅他個人修正了他
前此在廣東時（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態度，而且莫斯科對中共的指導一直也是以完成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