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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我因不願加深黨內危機，對張聞天只有怒目而視，忍
耐著一言不發。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次周恩來遇險的事件。大約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來
坐著一輛卡車，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轉南京去辦外交。當這輛卡車走出延安約三十里路的地方，
即遇到土匪的襲擊，周恩來和十幾個護衛他的武裝衛士，受了一場虛驚，結果折返延安。這
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梟雄猜測，認為系一嚴重的政治陰謀。他
根據護衛周恩來的衛士、和駐守出事地點及其附近的部隊都屬於原四方面軍這一事實，推斷
周恩來的遇險，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當天晚上，延安宣布戒嚴，形勢十分緊張，我的住所被重兵監視著。午夜，我從夢中驚
醒，發現護衛我的一班衛士，都沿著我的住所圍牆裡面布防，我急向衛士班長詢問原委，據
他告訴我，他們看見牆外周圍，都由政治保衛局的保衛連包圍住，他們持槍對著我的這所住
房。而別的地方，好像沒有軍隊行動，因此，班長判定這是對我的謀害。所以，他暗令全班
衛士在圍牆內站崗，以防萬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衛張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
即可開槍，並準備通知駐在附近的警衛營（原屬四方面軍的）前來救助。
我因問班長為何下達這樣的命令和如此緊張？聽說：他們對於“抗大”的鬥爭，早已非
常憤慨，而且警覺到有人蓄意謀害張主席，自願不顧生命危險，也不事先請示，自己負擔全
部責任，因此下了這個命令。我沿著住房的圍牆內，觀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見那個保衛連，
離我的住房，約有四五十米的距離散開，似是持槍休息待命。我當即告訴那位班長，看來這
連人不會有甚麼異動，你們應立即撤防，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都須依據我的命令行事。相持
到次晨兩點多鐘，保衛連終於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時左右，張聞天來訪我，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但也掩飾不住他那滿臉尷
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決不提起昨晚發生的事。於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靜些，徑
向我說：“昨晚周恩來同志的遇險，現在已證明是土匪的搔擾，他還說明附近原四方面軍的駐
軍極為得力，窮追那些土匪，結果活捉到幾個，土匪的口供，都承認是普通的攔路打劫，並
不知道是周恩來路過。我聽了，滿不在乎，仍是談笑自若，滿天陰霾，就此輕鬆的消散了。”
這類事連續發生，使我痛心已極。我決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願問黨內的事。我在延安
近郊，遊山玩水，並尋覓適當的住所。結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著了一所破廟，其中有
一個石頭的窯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衛士們去修理，不僅使窯洞煥然一新，而且在廟的
左側，還開闢了一個小廣場，不到兩周，我就遷到新居去了。
我覺得中共正在沿著史達林的軌道前進，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史達林曾殺害大批的革
命元勛，現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軍的有功將領。史達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
誣陷他的反對者，現在中共也利用周恩來遇險的事件，企圖誣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
方面軍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獄。我以往對這種不顧信義的黨內鬥爭所表示的抗議，都已證明
無效，現在就是再說話，也是無濟於事。共產主義的蹤跡已沓，剩下的只是權術與鬥爭，這
種權術與鬥爭，並已被視為維持毛澤東權力的的天經地義，對紅四方面軍和我，所加的甚麼
“軍閥土匪等類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衊。
毛澤東雖蠻不講理，但計謀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轉過笑臉迎人的姿態。在周恩來遇險事
件後，毛澤東輕鬆的向我表示，被批評為軍閥、土匪，實在無關緊要。他說他參加中共以來，
曾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幸好還沒有鬧到反中央的地步，他進而表示，說到
土匪軍閥習氣，連他自己都有一點。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採行燒殺政策的時候，曾下令
過殺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還有幾歲的小孩哩，這些往事，現在想起來，很感難過，但這
不正是軍閥土匪習氣的表現麼？
毛澤東這些話，顯然是希望我承認所加於我的“土匪軍閥習氣”的批評。我當時對他的
偽善，很感氣憤，向他表示：你是游擊先進，經歷過燒殺政策的時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
會後，我到鄂豫皖區去擔任領導的時候，燒殺政策早已過去了，我根本沒有直接下令殺過人；
反對中央雖然有過，這不能與“軍閥土匪習氣”相提並論。而且國民黨正在罵我們是軍閥土
匪，我們如果竟糊裡糊塗的自己承認起來，豈不是“不打自招”嗎？
林伯渠當時采持平態度，有一次他邀我共進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領袖們各有長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