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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完後，即有一位青年共產黨員郭壽華起立發言，表示反對。他的發言要點是：“軍閥中
沒有所謂進步的，國民黨應打倒一切軍閥……”郭壽華的話還沒說完，會場中即有人申斥他
是曹吳的奸細；接著就在一片喊打聲中，將他打傷了。會議就此不歡而散。
趙世炎等同志當時即根據這些情況向我指出：國民黨採取兩面政策，表面上聯俄容共，
實際上與軍閥妥協。孫段張三角聯盟反直已經勝利了，繼之而來的便是分贓，國民黨分得一
份可觀的贓物，便要犧牲聯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難道中共也要隨著國民黨，與
段祺瑞、張作霖流靡一氣嗎？
馮玉祥倒戈，暫時控制了北京的局勢。他組織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原隸
直系、與國民黨有些關係的胡景翼、孫岳分任第二、第三軍軍長。當時，馮玉樣確曾做了一
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將滿清廢帝溥儀趕出了紫禁城，並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這位基督
將軍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謙等，與北京的國民黨人以及蘇俄駐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
聯絡。但是東交民巷外交團不承認他所支持的黃邪內閣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個較穩定的
政府。而且張作霖的優勢兵力到達天津後，著著向馮進迫，在天津和津浦線上，將他所收編
的部隊解除了武裝，張作霖還夥同段祺瑞向馮多方作政治上的進迫。馮玉祥當時曾表示他所
受到的壓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禦，因而採取疏遠國民黨人的姿態，同時更怕被人指有
赤化嫌疑，政治態度顯得搖擺不定。
趙世炎等目睹這些情況，認為國民軍的興起並未改變軍閥統治北京的形勢。從馮玉祥的
表現看來，他並不是進步軍人，只是投機的軍閥。當時馮玉樣主張以委員制來執掌國政，擬
由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再加上幾位名流共組委員會。他請孫先生北上的用意，
就是希望孫先生參加這個委員會。趙世炎等因此主張孫中山應謝絕北上，並拒絕參加這個委
員會，不可與軍閥妥協。
十一月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了北上宣言，並於十三日離粵。趙世炎等認為孫的宣言所主
張的“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絕不會產生實效；這宣言只不過是遮羞布，實
質是右派拖著孫中山先生與北方軍閥尋求妥協，因而中共只有反對孫中山北上。這就是在北
京的國共兩黨發生分裂危機的由來。當時，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近百個民眾團體，
高舉著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旗幟。另一些被中共視為右派的國民黨員，也抓住了數目相近的民
眾團體，歡迎孫中山北土。雙方相持，各不讓步，情勢嚴重。
我對中共北京區委會這種作法一直表示反對，自十月廿五出獄後，即多次勸說不可誇大
國民黨對軍閥的妥協傾向，不應對孫中山失望。但趙世炎等依然固執己見。他們認為我的反
對，是因為我在獄中料押了五個多月，對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閡。他們說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時
中共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轉變。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部秘書的
毛澤東那次擴大會議後，在上海中共黨員會議上發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言論，遭受多
數同志的反對，因而不安於位，託病離開中共中央的工作崗位。這時有好些同志從莫斯科和
巴黎回國，擔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陳延年、周恩來、王一飛、任弼時、尹寬等，其中大
多數不滿國共現行政策；他們強調中共的獨立性。趙世炎還進而問我：“這些同志們多數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會的主張，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變？”
這個嚴重爭執，經過北京區委會的多次討論，不能解決，終於提到了北京中共黨員大會
上，作最後的決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孫中山先生從上海動身，繞道日本北來的時候，在中
共黨員的會議席上，趙世炎首先發表了報告，指出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確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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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央屢次的指示。他稱這是“有遠見的獨立政策”，並引證中共中央歷次的指示和《嚮導》上
的文章，來支持他的主張。
我繼起發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對的是中共黨員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尤其不願犧
牲中共的獨立發展；但從不反對國共合作，也不贊成中共不適當的反國民黨的傾向。同志們
應當珍視國共合作，而且維護中共獨立存在與發展並不能與反孫北上相提並論，說我右傾了，
改變初衷更是無槽之談，繼之，我指出這種所謂“有遠見的獨立政策”本身並不正確。中共
中央只有反對國民黨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指示，但卻沒有反孫北上的主張。我說明孫段張三
角聯盟是一種反直系的結合，是一時權宜的策略，不能因為有些國民黨右派具有妥協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