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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例對他表示推崇；並請教他所謂從根本上解決糾紛的方針將從何著手。他避而不答，
像天機不可泄露似的，也許有些事他還沒有與蔣氏商妥，不能隨便表示；他以身體不好，作
為他閃避答覆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負責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時只托譚延闓
氏向他轉達我的意向；不用說，大多是毫無下文的。譚氏曾告訴我張靜江並不完全明了廣東
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這些評語，似多少道出當時外間所傳張氏乃屬老朽之流，並曾受
西山會議派的影響的真確性。
一般說來，幾頻破裂的國共關係終於漸漸緩和下來了。這固然由於反共時機尚未成熟，
也由於我這個中共發言人堅守調協政策的立場，和其他中共同志們對外態度的一致，表現出
一種不可輕侮的潛在勢力，以及國民黨內也有一部分人如譚延闓等因為不願改變既定政策，
從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險惡局勢，因之又現出柳暗花明的跡象。
當時蔣介石將軍在黃埔所發表的演說④，除指斥任黃埔主任政治教官的高語罕曾影射他
為新軍閥之不當，以為他所採取過的行動辯護外；又說明整個事件與中共政策無涉；中山艦
事件與中共無關。他也曾表示反對西山會議派，以示他的行動並未受右派的影響。此外，青
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同時被撤銷，也似乎顯示他並無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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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接著四月十四日，被視為事變主角的李之龍釋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積極行動並任海
軍臨時總指揮的歐陽格，卻被通緝；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面的責任。這一切的一切，最少證
明蔣氏不願再為已甚。
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們，並未因退讓措施而氣餒；相反的，他們仍積極的展開活動。原定
該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第二次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均在積極籌
備之中。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其所屬的糾察隊（其被繳之武裝不久即已發還），仍照常執行封鎖
港口的任務。接替廖仲愷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也認為罷工工人活動對政府的財政收入仍有積
極貢獻。各縣的農民協會會員人數續有增加，與地主間的武裝衝突，在中共約制之下，亦顯
得減少下來了。
在這種形勢之下，國民黨內領導權的爭奪似成為時局發展的焦點。而胡漢民突於四月下
旬由莫斯科回到廣州；他恰於此時到達，謠言紛起。胡派人物紛傳胡將再度出山，要造成胡
蔣合作的局面；並揚言將大舉反共。
可是蔣胡之間有過的裂痕似不易彌補。據說胡漢民曾在黃埔與蔣氏晤談，其內容究屬如
何，不為外間所知；但胡迄未公開露面。這就使當時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庭回到廣州（大約稍後於胡漢民的到達）。他在黃埔下船，首先與蔣氏
晤談。我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在他的辦事處候駕。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嘆
息著他離開此地不過三月，局面竟變得這樣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訴我，剛才蔣介石將軍曾向他轉述胡漢民的話，要蔣不再信任鮑羅庭，並將鮑扣留
起來。他說完這些話，向我搖搖頭聳聳肩。接著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會被扣留，但他卻覺
得他的好朋友蔣介石將軍居然藉胡的話，向他來一次下馬威，這使他不無今非昔比之感。
鮑羅庭又向我指出，廣州局面能否恢復舊觀，他實在沒有把握；只有做到那裡算那裡。
不過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見，賦予了他更大的權力，簡直就是要他全權相機處理一切。
他還根據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轉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們，要像莫斯科一樣的充分信
任他。特別在這個時期，步驟是一點也亂不得的。我自然也將我所知道的情況，扼要的告訴
了他。
鮑羅庭來到以後，迅即成為政治接觸的樞紐；我的工作情況也為之一變。我擺脫了大部
分的對外政治活動，轉而注意指導廣東區委的經常工作以及即將舉行的工農兩大會議的進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勞動節，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全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同時揭幕。
前者的到會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別代表全國各地約一百二十四萬工會會員。會議的主要作
用是進一步鞏固全國總工會的基礎。後者到會的代表有二百餘人，除廣東六十個縣農民協會
的代表（會員約一百六十二萬人）外；尚有桂、閩、湘、鄂、浙、蘇、豫、魯、晉、黔等省
農民組織的少數代表參加。聲勢浩大，為後來武漢時期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兩個大會我都參加並發表演說。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兩個大會，號召工農大團結。
這兩個大會顯示了中共在工農群眾中一的實力之雄厚；也助長了時局向左發展的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