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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黨趨於分裂,也不願傷損彼此友誼,因此,都有意尋求協調。我自己就為這種心情所支配
著,始則保持沉默,不繼續參加爭論;繼則從事調解;終則出席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
會,表示我並無根本反對國共合作的意向。
馬林卻不相同,他不顧一切的企圖貫徹他的主張。他回到上海後,力圖壓制反對意見,
對我繼續採取高壓手段,他反對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並聲言如我繼續反對第三次大會
既定的政策,即以紀律制裁,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用意無非是針對中共黨內一團和氣
的氣氛,防止中共中央對我有所讓步。
可是,馬林很快的就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離去,似乎因為他掀起了中共黨內
的大風波,共產國際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調他回去;後來並解除他原任的職務。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立場,顯然並未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從此,他再沒有來過中國,我也
再沒有見過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也面臨著不少的難題。第三次代表大會時,
陳獨秀先生和多數代表的主張曾得到大多數廣東黨員的支持,聲勢頗壯。可是到了上海,情
勢顯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區的多數黨員,對於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卻表
示懷疑和責難。不少的黨員批評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硬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裡面去;
而且指斥馬林胡鬧,並且發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的呼聲。
中共中央為說服這些反對意見,真是煞費氣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
齋,就曾指斥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異是將中共出賣給國民黨,為此與陳大鬧一場,並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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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不願與陳再見面。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裡國共兩黨均尚無組
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只有允許他的要求。楊明齋與陳先生大鬧的舉
動,事前我並無所聞;事後,他曾為我慷慨而言。我雖勉以團結的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
衷。此後,我再就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閒居了一個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參加中共以來從所未有過的清閒。我對
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在第三次大會上有過保留自己意見的聲明,因為我對自己主張的正
確有強烈的自信,不願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積極贊成的表示。同時我也遵守服從多數
的諾言,不繼續表示反對的意見;這就只有沉默了。雖然那時傳說紛紜,說我反對共產國際,
反對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辯。我不願讓我與中共中央間的關係惡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馬林的主張能夠始終貫徹,我在等待陳獨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轉變。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來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馬林已被調回莫斯科去了;陳獨秀
先生一直不贊成馬林那種排斥反對者的態度,而且他也受著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在逐漸改
變原有的主張。他還說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黨內團結問題為慮,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項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這樣就是證明我和中央之間並無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願意服從中央的決定,無論分派我那一項工作,我都會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見,
遇有適當時機,再行提出討論。
由於我和蔡和森談話的結果,不幾天我被邀參加一次中共中央的會議。陳獨秀先生以親
切的態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擔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從速建立起一個全國鐵路
總工會。我接受這個指派。這樣,我們就恢復了已往的和諧。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邊四十幾位同志極大多數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會中的主張,也同情我現在的處境。李大釗先生雖然在政見上與我略有不同,但對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換意見,他告訴我,國共兩黨都希望他在北方發展國民黨的組織,
他已接受了這個任務,正在策划進行的方針。我表示贊成他這樣做;認為他是國共合作的一
位適當主角。我自己則致力於鐵路工會方面的工作,進行倒也順手。
在北京按期舉行的黨員大會,每次仍為了國共合作問題而爭辯不休。到會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有的強調中共的獨立,不願做國民黨
的附庸,有的批評中央輕視職工運動;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釗為中央的現行政策略加辯解,
結果多是將這些不同的意見,呈報中央要求解釋。我在這些辯論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會議上宣稱:同志們都已知道我的意見,但稱應遵守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
不便繼續發表反對意見。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黨內反對派的首腦,代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北京的蘇俄人員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