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頁
萬以上，比較穩定的區域（即老蘇區）擁有人口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多數新發展的區域，
政權機構大致上還不算健全，，土地還沒有分配好，地方武裝的力量還很薄弱，我們當時稱這
類地方為“尚未穩定的區域”，但它占了我們全區的三分之二。我們的努力主要放在這些區域
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們不能單靠發命令去解決一切問題，主要的方法是發動群眾鬥爭。一個新蘇區，如果
47／166
----------------------- Page 384-----------------------
《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們下命令實行分土地，若是農民不起勁，還是無濟於事的。因此，我們著重於派遣一些干
部，去發動當地農民，自行分土地。農民們固然贊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顧忌，如蘇家埠附
近的農民，就常常這樣說：“等到合肥六安打下來了，再分土地罷！”
擴大紅軍是我們經常進行的重要工作。我們需要大量的兵源來補充缺額和編組新軍，單
靠老蘇區地方武裝人員來補充紅軍是不夠的。在新蘇區我們將長舉行軍民聯歡大會，動員壯
丁來參加我們的隊伍。紅軍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辦法，吸引青年到軍隊中來。這些辦法
效果固然相當可觀，但仍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農民抱著觀望的態度，他們似
覺得在勝利尚極渺茫的目前，就貿然參加造反，那是過分危險的事。
這些事令我煩惱。我覺得這個蘇區主要是靠軍事力量來維持。我們是在大膽嘗試土地革
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燒力，蘇維埃政權究竟有多大的優越性和適應性。我們鼓起信心，開足馬
力，爭取最大限度的勝利。在這些發麵，我認為我們已經是竭盡所能了。作為一個領導者，
我不得不考慮究竟能否、和如何獲致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更使我聯想到蘇維埃運動的前途問
題。
這個蘇區被隔離在偏僻的鄉村里，使我們失去政治的感應能力。這種苦惱似是當時整個
中共和各個蘇區所共有的。我們對於這個區域以外的動態，漠然無所知，往往要在事件發生
後一兩個月，才從所搜獲的報刊中，獲知一鱗半爪；我們又缺乏通訊設備，將我們的心聲，
傳達到外面去。我們與中共中央和各個蘇區也互相隔離，彼此無法交換意見，就是互通情報
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國東北，遲了兩個月之後，我們才能根據一些材料
檢討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會議上，我指出現在反日情緒在全國已激成極大的
浪潮，我們應當重視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紳的，也是搗毀南京政權基礎的步驟，可
是與反帝運動不易發生密切的聯繫。各地愛國人民會覺得：既要舉國一致對日，中共就不能
在鄉村中專搞土地革命。蘇維埃政府對於反日的知識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將反日軍人團
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
我雖然提出了反帝與土地革命相互關係這個嚴重問題，但也沒有說出具體的結論。同志
們大體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約束，不能有甚麼新的闡明。我們仍認為南京政府是賣國
媚外的，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運動。必須以打倒蔣介石和推翻南京
政府為先決條件。這樣，我們就無異置身於反日運動之外。主要是放棄了爭取愛國人民的同
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發了淞滬戰爭，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積極對日作戰，舉國反
日情緒達到沸點。以攮外必先安內為國策的國民黨政權，居然也參與對外的作戰，這是出人
意外的。我軍那時正圍攻蘇家埔，我們大致仍認為國民黨一部分軍人和全國人民是抗日的，
南京政府則是阻撓抗日的。我們也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國民黨軍人應來參加紅軍一
致抗日”的主張，但這種口號僅屬宣傳性質，我們並不能在政策上有所變更。這使我對中共
的蘇維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滿。
當年四月間，淞滬抗日戰爭早已結束，我軍在潢川地區也擊潰了湯恩伯部，正準備應付
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蔣氏那時以紅軍搗亂後方為理由，更加強攘外必先安內的論調。他在
廬山積極訓練剿“匪”軍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對共政策，並在武漢調兵遣將，
準備廝殺。我們針對蔣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不過我們也覺得蔣之將
“抗日”與“剿共”聯在一塊，是很厲害的一著。在中央分局研討衝破第四次圍剿的時候，
我曾暗示我的同志們，我們可能暫時要受打擊，主要因為我們在反日運動上，沒有占到適當
的地位。
48／166
----------------------- Page 385-----------------------
《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們的最高軍事策略，向來不在中央分局公開討論。為了機密的理由，只有少數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