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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沖積地區,土地肥沃,氣候和暖,盛產大米,相當富庶。
當時四川已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所控制,追隨一方面軍入川的國民黨中央軍,分駐在各
戰略要地;我們要跟這些裝備較好的軍隊周旋,這和我們初入川北時與川軍作戰的情況相比,
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軍進到寶興時,先是與川軍作戰,一經接觸,就給我們打垮了。我軍
乘勝占領天全廬山大部分的鄉村地區,這兩縣的縣城當時尚在川軍手中。
這一帶的戰鬥中,蔣介石的飛機發揮了較大的威力。我軍向天全挺進的那天拂曉,川軍
防線完全被擊破,我軍正乘勝沿著山嶺要道向縣城追擊,可是到了九點鐘,敵機分批飛臨我
們上空,作地毯式的轟炸,阻遏了我們的攻勢。事後檢討,我軍這次三百幾十名傷亡中,竟
有近三百名是敵機轟炸下的犧牲者,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敵人所建立的碉堡陣地,威力較
前也大有進步。這些跡象顯示,敵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經驗來對付我們。
我們覺得飛機與碉堡確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摧毀。過去一方面軍在江西對敵作戰時,曾采
取“斬烏龜頭”的戰術,即乘敵人飛機沒有出動的時候,用迅速的手段,消滅敵人伸出碉堡
以外的兵力。但這種戰術終於不能發生大效,結果江西蘇區為碉堡所困,最後,不得不突圍
西行。毛澤東也曾斥之為“錯誤的防禦戰術”。
我們不願重蹈江西蘇區的覆轍,決定我們在天全廬山的軍事行動是暫時性的,不在這裡
建立川西蘇區,我們在這一帶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補給問題。因此,我們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
人力和畜力,將打土豪得來的稻穀運往寶興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個集鎮上,搜購布匹棉
花趕製冬衣,準備不得已時退回懋功。
戰局漸漸不利於我軍,不久在江西對共作戰甚久的薛岳、周渾元兩個縱隊①,集結到了
我軍的正面,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手段,向前進逼。我軍與之交鋒,占不著便宜。我們素
來避免打沒有勝利把握的仗,也不願持久消耗,乃退回寶興以北的山區。敵軍也不再深入,
他們不敢蹈險和我們在山地爭勝負;同時,他們也以為把我們圍在山地,終有一天會因糧食
不繼而自趨崩潰。
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甚麼收穫,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這似乎證實了毛澤東所謂
“敵人飛機大炮厲害”的話。我們當時曾詳加檢討,認為敵方在軍事上占壓倒優勢,這是從
來沒有人否認過的,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區域,相當遼闊,決非敵人所能封鎖。兼之區內地
形險要,交通阻塞,敵人決不敢深入進襲。因此我們大可安心在這地區休息過冬,決不會成
為瓮中之鱉。
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我們回師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帶的集鎮②,原駐在丹巴的劉文
輝部,在我軍壓力之下,向瀘定潰逃。我們總司令部駐在靖化黨壩地區。這時東南面的敵軍
離我軍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脅我們。
我軍的困難是糧食供應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當地藏族與漢人之間原有隔閡,藏人一
向痛恨漢族的侵略。紅軍進到藏族地區後,毛兒蓋東北面的藏人曾與我們發生過許多次的沖
突。他們不僅阻攔我們這些外來之兵,尤其不願我軍分享他們不足的糧食。我們在這一帶駐
扎久了,與藏人爭食情況,日漸嚴重。我們避免與藏人衝突,不願在此駐留太久,以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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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這一地區的糧食太多。
藏族頭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糧食,往往集中數百人與我們的搜糧隊對抗。我們住在清化的
時候,就曾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衝突。藏人的隊伍是烏合之眾,隨集隨散,不能持久,我軍
從不妄施攻擊,只是予以監視,聽其自散。我們也曾向藏人解釋,我軍不得已才掠取他們一
部分的糧食,決不願他們於飢餓的境地,更不會橫施壓迫。這樣的解釋收效很微。我們只有
適可而止,在一個地方住了幾天,就又遷往別一個地方去。
我們這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老在尋求生存之道。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已經支
離破碎,內部又告分裂,而且困處邊隅,糧食不濟,藏人的抗拒,更使我們汗顏。但我們並
不絕望,還是抖擻精神,積極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以為將來作戰的準備。
我們的訓練中心是紅軍學校,由何畏任校長,劉伯承任總教官。何畏那時仍在養傷,事
實上不能多管事,劉伯承則負責實際責任。這個學校有一百多名學生。多數是從四方面軍調
來的營連長,也有少數當過師長或軍長的幹部。重要戰術教官是張宗遜、郭天民、唐天際等。
教學原子是教官和學生共同學習,理論與實際並重,往往一個課程之後,便由教官和學生們
率領附近駐軍,實行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