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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舉行決策性的會議，並由廣東區委會將這個會議決定的事項，報告中共中央。我認為這樣
做可以使廣東區委會獲得全盤領導的經驗，在複雜的廣東局勢中，形成一個領導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及廣東區委會之間的隔閡。
中共廣東區委會陳延年等是贊成我的主張的。陳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鮑公館，
才能獲得一鱗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鮑顧問的指示，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
中共中央方面常覺得他們未將廣東情況及時報告上去；其實，有些事連他們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個確定的政治會議，就不會再有這些流弊了。
但鮑羅庭是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雖口頭應允照我所提的辦法去做，但後來並未兌現；
一切還是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像個“四不
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的個人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
不與他們事先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即使有時他與陳延年等舉行會議，也不過
是對於他的見解作必要的解釋而已。
這時—列寧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內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之間的爭論日益尖銳，鮑
羅庭往往直接受到史達林的指導，這點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著重要關係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裡，因而廣東的一切政務，鮑羅庭都是
幹了再說。中共中央及其屬下的組織，在政治上不過是隨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事後應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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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鮑羅庭對國民政府的建立問題避免談論。他曾向我指出，國民政府建立問題現在不能討
論，因為解決楊劉，國民黨各方意見大體可以一致；如果在解決楊劉以前，就和他們談到建
立國民政府問題，可能引起內部的分化。再則他也不贊成中共中央就這問題預先有所擬議，
因為這是要根據解決楊劉後的實況來決定的。
雖然如此，鮑羅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關於國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們談到胡漢民的時
候，他曾聳聳肩向我笑著說：“胡漢民嗎？他有一點毛病，如果什麼事情讓他知道了，他的親
信也便知道了；隨著英國人也便知道了。這樣，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這幾句評語，表示他
對胡並不信任，遇有機會，顯然他是要貶抑胡的。
我們談到汪精衛的時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談。他說汪還是和在北京時一樣的謙
遜，不會挺身出來硬幹，如果抬他出來負責，似卻不會退縮。我們談到廖仲愷，他嘆息著說：
“這樣得力而實幹的人，可惜太少了。”他還指出廖願多做些實際工作，卻不願居領導地位。
鮑羅庭這些有關人事的話，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國民政府的輪廓；後來事實上也大致如此。
我們還進而談論到國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針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鮑羅庭表現得有些
茫然，也許他那時是採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態度。
他肯定的贊成國民政府採取委員制；但他也指出委員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員會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實力來支持，那將一事無成。這些話預示他不相信委員會所包含的民主和聯合戰
線等想法，一心在策劃一個他所能領導的重心和更加擴張的黃埔實力，以便建立“革命的專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據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是要以黨治國的；而根據孫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遺囑，又是要召集國民會議的。這兩者比較起來，中共中央自會贊成將未來的國民政府，建
立在國民會議的基礎之上。我還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爭取國民黨中派分子的。並視胡漢
民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至於他
是否完全贊成聯俄容共的政策，則不願苛求。
鮑羅庭也認為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應俟解決楊劉之後，再作決定；並要求我在廣州多
留一些時候，以便隨時商討，我也答應了。後來因為顧正紅被殺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趕回上
海，因此，鮑羅庭關於建立國民政府的傑作，我雖已預知其梗概，但究沒有直接參與的機會；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於指導五卅運動，對建立國民政府這個首要問題，也從未表示意見，一切
都聽由鮑羅庭去處理了。
①該校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後又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因以黃埔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