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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為國民黨訓練幹部之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蘇俄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起見，
在莫斯科另設一個中山大學，招收具有國民黨籍（包括跨黨的中共同志在內）的學生。該校
於是年成立後，學生達一千餘人，成為留俄學生會集之所。由於中國政治情況的變動，這間
大學，也就成為中國問題的主要爭論場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時，國共關係已完全破裂，共產國際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國
民黨的政策；中山大學也因之從訓練國民黨員的學校，轉化為訓練中共幹部的場所。原來這
個學校的學生多是由國民黨各級組織所保送的，其中多數是純國民黨員，也有少數的跨黨分
子。那時，這些純國民黨員，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國，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做
苦工；剩下來的，再加上武漢分共以後，中共中央所陸續選送的幾百名黨員來就讀，人數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過多數已是中共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少數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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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除了中山大學而外，當時，莫斯科的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兵學校等與列寧格勒的軍政大
學，都設有中國班，每班人數由二十餘人至四五十人不等。馮玉祥曾送過三百多名下級軍官
來俄，就是就讀於這些學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這些軍校。又列寧學院也有
十幾個中共學生，分別編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課。
中山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則任副校長，隱然以斯大
林派自居，牽制拉狄克的活動。拉狄克曾將中山大學當作一個據點，與史達林派展開爭論。
他的理論是：中國在歷史上雖與歐洲各國一樣，有過封建制度；但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和農
民有時得著政治上的勝利，組織自己的政權，使它的歷史發展，有其異於歐洲史的特點；尤
其是自秦漢以後，土地就已可以自由買賣，再加上十九世紀以後的外國資本的侵入，中國的
經濟結構已經遠離了歷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從此出發，他反對斯
大林所主張的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反封建之說。他認為中國革命，一開
始就應反資產階級，爭取非資本主義的發展①。這種理論，顯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漢時期主張
中共建立蘇維埃的根據。史達林曾親到中山大學發表演說，強調中國革命反帝國主義和反封
建的性質，主張中共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共同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革命②。這兩種主
張，成為中山大學的主要爭論。
由於托洛斯基派與史達林派的鬥爭，托洛斯基派受到嚴重打擊的結果，拉狄克被免職；
米夫於一九二七年春，繼任中山大學校長。從此，中山大學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
這位約三十多歲的俄共黨員，在俄共黨內，並非史達林的嫡系幹部，學識經驗，都很平庸；
但他卻是一位頗有野心而長於史達林策略之術的人物。他黃緣時會，由中山大學的校長，又
一躍而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下的中國部部長。到中共舉行六次大會時，他似是共產國際唯一
的中國問題權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國問題，也是由於他的前輩都因中國革命失敗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
斯基自中國回國以後曾受到指責，俄共中央改派他擔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談中國問
題了。鮑羅庭回國後，史達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爾什維克會報告他在中國的經歷；他的
報告，被米夫等人批評得體無完膚。他那時閒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羅明那滋和魯易
門，雖然仍是共產國際的要角，因在中國的胡鬧行為而受到批評，至少表面上不敢過問中國
的事。至於荷蘭人馬林，印度人魯易，他們離開中國後，都不知到那裡去了，我在莫斯科，
也沒有聽到關於他們的消息。
米夫主持這個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學，釀成了不少的風波。中共六次大會開會的時候，向
忠發陳紹禹等，逢人便說：“中山大學，問題大得很，裡面有一個國民黨的江浙同鄉會的小組
織，參加的達一百五十多人。”他們認為清除這些江浙同鄉會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發
回國時，還鄭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視這件事。
據向忠發看來，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內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時，中山大學曾
發生清除國民黨分子的鬥爭。在反陳獨秀機會主義時，又發生反陳獨秀派的鬥爭。這些國民
黨分子和陳獨秀派，都曾與托派相結合。拉狄克的理論，成為他們的靠山。另外還有許多學
生，不滿意米夫和學校支部局的領導，經常在那裡妨礙學校工作的進行。江浙同鄉會，就是
這些反黨分子的結合。其所以命名為江浙同鄉會，是因為這些分子多半是江蘇與浙江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