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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間的衝突，地主與農民間的鬥爭，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以及軍人間的意見分歧，和中共內
部的混亂等等，逐漸走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於是，國共全面分裂，工農運動普遍遭受鎮壓，
所謂武漢左派政權不久也在寧漢合流的運動中，宣告瓦解。這一切在中共看來，是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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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二七年的中國國民革命，因蔣介石的叛變而遭受失敗。中共從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裝暴動來
反對蔣介石統治的道路。
武漢的左派政權，本極脆弱；作為左派領袖的汪精衛，更是一直動搖不定的。他反對蔣
介石的軍人獨裁，也畏懼中共的革命鋒芒。他願遵守孫先生的遺教，但自歐遊歸來以後，似
又覺得蘇聯在國際上的勢力，究竟脆弱，不足以憑藉取勝。他也許對鮑羅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變中，沒有堅決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懷。他的這些心境雖未向我透露過，但我的同志中
確有人是如此推測的。他自己後來所說他“一直陷於左右派的夾攻之中”這句話，似乎就是
這種心情的寫照。
汪精衛自該年四月十日到達武漢以後，態度逐漸右轉的跡象，是非常顯明的。最初他確
也高舉過“黨權”的旗幟，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異動。四月十七日開除蔣介石黨籍的決議，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會議所通過的。他在陳獨秀先生到達武漢之後（約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積極
促成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的舉行。國民黨方面參加這個會議的是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徐謙、
顧孟餘五人。中共方面是陳獨秀、譚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時似是熱心團結國共
兩黨，解決武漢內部糾紛，以穩定此反蔣陣線。可是，不到幾天，他在兩黨聯席會議上的言
論，就開始有了變化。這大概是由於他了解了武漢的情況以後，覺得反蔣的前途未可樂觀，
不能不預留地步。因而他的論調，已不是甚麼“東征討蔣”，而是倡言“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了。這樣一來，此一會議同樣也流於談話會的性質，往往是汪精衛在那裡敘述一些工農運動
過火的事實，再由健談的陳獨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輕描淡寫的答辯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確實希望聯席會議能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我在會議上曾提出要確定工農運
動的方針，分辯何種行為謂之過火，何種行為則否，以便國共兩黨在領導與糾正兩方面，有
共同的步驟。但汪精衛對之頗為冷淡，認為具體問題應由有關機關詳細擬定；而所謂有關機
關又是始終沒有提出過具體的規定。當時我們就覺得汪不是要認真解決問題，也不能負起責
任領導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對工農運動的意向，卻逐漸表現出來了。
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惡劣情況，自然不能收穩定局
勢的效果。等到馬日事變發生以後，汪的論調便轉而專門指摘和譏諷中共了。兩黨聯席會議
的舉行，也就由逐漸減少而終於停頓下來。汪精衛態度的轉變，在中共看來，是小資產階級
的動搖性的表現，根本不能領導革命的。可是，當時所謂武漢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並不
是由中共領導，根本就是由動搖的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中共當時既明知小資產階級具有動搖
性，另一方面又想憑藉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而追隨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為“工農小資產階
級的民主專政”，這似有點欺人自欺了。
其實，所謂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左派政權，就是建築在地主資產階級和工農勢力相
互衝擊的基礎上，並以地主們所領導的軍隊為其主要支柱。這些軍人，有些為了某種原因，
能夠暫時容忍工農勢力的興起，但多數則早已對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別厭惡工農勢力的軍
人，則早有俟機推翻這個政權的企圖；同時，他們也看出了這個政府缺乏重心，軟弱無能，
一切機構和會議，都像兩黨聯席會議一樣，是議論多而少效率的；他們以為假若有所行動，
這個政府亦是無力應付的。
夏斗寅的軍事叛亂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他所統率的國民革命獨立第十四師，原駐在
長江上游宜昌一帶；軍官們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當時湘鄂一帶地主土劣們受了農運
打擊的一個避難所。他在唐生智、張發奎的主力正在與奉軍苦戰、勝負未分的關頭，以為武
漢防務空虛，潛師徑襲武昌，企圖一舉推翻武漢政府。
夏斗寅的行動，無疑的也是蔣介石瓦解武漢內部的傑作。寧漢雙方雖在分途北伐的原則
上有所協議，暫時各不相犯①；但蔣介石從武漢內部來傾覆武漢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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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當時武漢盛傳夏斗寅接受了蔣的委任和經濟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