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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抗戰發生，我不計以往一切，挺身出來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領導
同志，包括擔任這次會議主席的張聞天在內，都要求我出來擔負邊區政府主席的職務，並鼓
勵我，說過去對我的鬥爭早已結束了，在抗日緊急關頭，決不會舊事重提了，他們表示信任
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們批評我的話，我不願多加答覆，僅指出某某幾點顯系毫無事實
根據的。我要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你們將我痛罵的不成樣子，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還能夠
做下去嗎？我還要請問你們，在此抗日緊急關頭，你們沒有將時間用在準備抗日的工作上，
去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這裡大聲疾呼的圍剿我，究竟你們的目的何在。
在我發言以後，繼起的發言者指責我承認錯誤並不徹底，沒有放棄反抗的武器；也有人
說，為了中共的領導威信，要求我多承擔起一些錯誤的責任。另外有一個在中央書記處新任
工作的後進小伙子（我並不認識他），起而發表攻擊我的言論。他憑空的說：金子是發亮的，
但並非一切發亮的東西都是金子；蒼蠅也是發亮的，張國燾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個蒼
蠅。任會議主席的張聞天並不制止這樣的謾罵，反而表示欣賞。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離開了
會場。
會議結束後的次日，毛澤東約我去談話，張聞天已先我在座。他們兩人笑臉相迎，對我
的辭職表示挽留；並且解釋這次鬥爭會，原是檢討西路軍失敗的經驗，不料又牽涉到兩個中
央對立的事，請問不要介意。我深惡他們這種表里不一致的虛偽把戲，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
會議上的發言，指責了他們毫無信義，使他們不好等閒視之，故又來一次請我原諒，其實他
們反對我的陰謀，絕不會改變的。當時我若堅持辭職以示抗議，那就當面鬧翻了。我那時還
不願那樣做，因此也不再提辭職的話，當場敷衍了幾句，也就罷了。
在這次談話後，我又同張聞天會見過兩三次，我自然必須要將邊區政府的工作向這位中
央書記報告，可是張聞天擺出他書記的臭架子，蠻不講理的打官腔，有點像惡婆婆折磨媳婦
似的。這種小人的行徑，我雖然有點生氣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說甚麼。當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間，我可說受盡了折磨，邊區政府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一個星期的反張國燾鬥爭以及許
多暗中的麻煩，這些事都是由毛澤東在後面掌舵，而由張聞天在前面喊打喊殺來進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滿十二歲的兒子，都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侮辱。我的太太與我離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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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約六年半，我的兒子在武漢時代和我分手，相別已超過十年，他們於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先
後來到延安；彼此都經歷艱險，劫後相聚，不僅我們自己愉快，我們的好朋友都深深為我們
祝賀。但竊據了當權的陰謀家，並不肯放過，用打擊我太太和兒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黨員，列名為中共婦女領導幹部，當我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她
留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的機要工作。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屢次遭受破壞，她幸而
逃脫了被捕被殺的危險，最後與中共失去了聯繫。她歷經艱險，方得改名隱藏於上海一間高
級女子助產學校習醫，將近兩年。抗戰爆發後，她才與中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取得聯繫。她
來到延安，並寫信回湖北棗陽縣家中接兒子來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擔任邊區
政府內工作人員的教育工作和邊區醫院的助產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過一個普通黨員。可
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必須調查她失去黨的聯繫後的經歷為理由，不允恢復她的黨籍。當時
歸隊黨員，大多不需要這種所謂調查，就可恢復黨籍，需要調查者，顯系含有懷疑和不信任
之意，這使我那熱誠和爽直的太太，頗感氣惱。
那時我的兒子小學尚未畢業，延安並無適當的學校可以容納他，因而暫在陝北公學低班
就讀。不久幹部子弟學校成立，他就首先轉入該校。這個小孩子很活躍，喜歡唱歌和表演，
為學校主持人目為難的的童星，參加過幾次兒童表演。有一位文藝工作者，曾因犯重大過失
受過我的處罰，他那時成為張聞天的馬仔。他作弄我的兒子，派他演反對派張慕陶，扮成奇
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
毛澤東也正在那裡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
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
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