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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瓮中之鱉？為甚麼不抽出時間好好開幾次會議，將一切問題討論清楚？為甚麼不先了解
四方面軍的情況，就批評它的領導？一、四兩方面軍初會，為甚麼不讓兩軍幹部互相了解、
互相學習？為甚麼中央要在一方面軍幹部中散步不滿四方面軍的閒話？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中
央要人們不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些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們進而批評中央歧視四方面軍、不將它當作嫡系部隊；中
央領導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亂；北進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簡單
道理，這不過是犧牲軍隊，讓少數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評四方面軍的領導，無非
是偏見作崇。四方面軍幹部特別反對中央對我的歧視，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軍多數同志
的意見。
張聞天和秦邦憲等利用他們與陳昌浩在莫斯科同為“二十八宿”的關係，坦率的問陳昌
浩：“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者，為甚麼四方面軍的幹部不追隨中央而要追隨張國燾？”陳昌浩
告以過去對張某的派批評是不公道的，張領導四方面軍，不僅正確有功績，而且為一般同志
所愛戴，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動，
就這樣不能收到實效。
朱德等覺得事態嚴重，乃從中調解。他也坦率承認這次兩軍會合沒有弄好，主要是由於
北進的決定太促，兩軍沒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機會，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等等。他憂慮同
志間的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要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他提出了軍事統一
指揮的方案。
軍事統一指揮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
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關於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
准施行。這個方案並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
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願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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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由於這個方案，使這個醞釀中的風潮，暫時和緩下來。
我們內部的氣候好是改變了。團結一致一時是高於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軍的幹部們懇切表示，他們已經相信我在四方面軍中的威信是多年奮鬥的自然結果，
不是與中央對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來的，此後，將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順利進行。我
也在四方面軍的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可是這種團結的氣氛，並未能抑制少數人
根深蒂固的偏見，統一指揮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實際上的障礙。
我開始在總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來朱德這個總司令不過徒擁虛名，只是中央軍事
委員會的一員，並無獨立的職權和機構。我加入進去之後，也並未根據統一指揮方案予以調
整，一切仍如舊貫。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名雖為二，實則僅為一個機構。參謀長劉伯
承，副參謀長葉劍英、左權，作戰局長張雲逸等均無變動。只有總政治部代主任秦邦憲不願
繼續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學生）代理。原隸屬於我的軍分會人員，概行並
如右路軍總指揮部，以增強他們的領導。我們——總司令部——擬俟他們改組完成之後，再
行酌調一些人員參加總司令部的工作。
我當時最注意的是一、四兩方面軍的團結，因而我任總政委以後，立即下令由右路軍四
個軍中各抽調一團補充左路軍，使一、四兩方面軍互相了解，徹底合作。這個措施曾引起同
志們的興奮。左路軍得到這四團的補充，不僅人力增加，尤其是這四團都帶有較多的子彈，
可以是左路軍得到不少助力。這也是左路軍後來戰鬥力增強的一個主因。我之所以不積極改
組總司令部，也不立即調用四方面軍的人員參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無我的精神，使今
後工作的進行，能夠團結無間。
我要求中央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職權劃分，工作程序確立。所有原中央軍委會機構概屬總
司令部管轄，各單位直接秉承總司令總政委之命處理工作，一切軍事命令都由它下達。中央
軍委會原屬中央政治局，對總司令部居指導地位，負責審查核定總司令部所擬的軍事計劃和
重要人事變動，不再直接發布軍事命令。
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方案。他這個軍委會主席過去是獨斷一切的，總司令
等於虛設，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逕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
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我們執行。這不特使總司令總
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簡直就是由他一個人唱獨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