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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武漢所領導的反蔣陣線的對壘。這個劇烈的鬥爭形勢演變的結果，是蔣氏逐漸占了上
風，武漢則相形見絀。因為蔣氏不僅握了兵權，而且獲得舊社會保守勢力的支持；南昌克服
之後，顯然又得著外力的支援。而武漢的反蔣陣線卻具有先天的不穩定性，意志又不統一，
因而易為蔣氏的反共旗幟所擊敗。
武漢方面因建都問題展開反蔣攻勢時，聲勢原是頗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漢三鎮國民黨組織舉行代表大會，董必武任大會主席，致開幕詞。聯席會議主席徐謙往會
發表演說，強調維護黨員，軍事領袖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等等言論。會議通過下列決議：一、
加強中央權力；二、統一黨的領導機構；三、立即召集中央全會解決黨的問題；四、歡迎汪
精衛復職；五、昏庸老朽之輩站開；六、擁護國府外交政策，反對黨內反動分子與帝國主義
妥協的企圖。會場並高呼“打倒張靜江！”“反對軍事獨裁！”“反對反動派！”等口號。這一動
人的舉措，不用說，自然是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協同進行的傑作。
武漢南昌雙方，都曾主張召集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內糾紛；但
對會議的地點，則各堅持要在本身勢力範圍內舉行。換句話說，蔣氏主張在南昌，聯席會議
則主張在武漢。此外，雙方又都標榜著以“救黨”為己任，互責對方違反黨紀。蔣氏曾指徐
謙竊據黨權，漠視他的國民黨中常會主席的職權。
對於會議地點的爭執，勝利屬於武漢。因為當時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委員都薈集在武漢，
而且一致主張在武漢舉行；使蔣氏覺得如果堅持己見，無異自招獨裁之譏；同時，他正銳意
經營東南，已有實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麼會議的決定；而且南昌的國府主席譚延
闓從中百般疏解，力勸蔣氏不必走向極端。因此，這一次爭執乃告解決。譚延闓終於在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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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七日偕陳果夫等到達武漢，蔣與張靜江則留駐南昌，未出席這次大會。
從莫斯科回來的譚平山於二月底到達武漢①，他積極支持鮑羅庭的反蔣政策，並成為中
共參加國民黨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對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抱樂觀態度。他曾描述斯
大林對於中共中央那種脫離國民黨自謀獨立發展的傾向，是不贊成的；而對於他與國民黨左
派的友好合作關係，則極為重視。他擁護共產國際關於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的主張。
因此，在這一階段中，他與鮑羅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②，很明顯是左派勝利了。會議中曾首先根據
徐謙的報告，批准聯席會議的工作；追認該會議一切決議的效力。這無異是對蔣氏否認聯席
會議的一個直接答覆。會議又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案》和《中執委會下的軍事組織大綱》
等重要決議。根據這些決議，選舉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顧孟余、孫科、譚平山（中共
黨員）、陳公博、徐謙、昊玉章（中共黨員）等，九人組織中央常務委員會；汪情衛、顧孟余、
鄧演達、陳公博、陳其瑗③、何香凝、彭澤民分任國民黨中央組織之宣傳、農民、工人、商
民、婦女、海外各部部長；這樣一來，蔣介石、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國民黨中央的原任職
務就被取消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增加了宋子文、陳友仁、鄧演達、林祖涵（中共
黨員）、王法勤、宋慶齡等六個左派人物；並選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顧孟余、徐謙、宋子
文、譚平山七人為政治會議的主席團。軍事委員會委員定為十五人，蔣介石等當選為委員，
蔣介石與鄧演達等為該會主席團主席。國民政府委員定為二十八人，汪精衛等當選為委員；
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宋子文、徐謙五人當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這些決議顯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
蔣氏所培植起來的個人軍事獨裁的局面。除上面所說到的這些人事更易之外，還制定了一項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組織條例，其中規定總司令應對國民黨中央負責，這是將軍權置於黨
權之下的重要表示。蔣氏雖仍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團之一，但與過去他所建立起來的權力相較，是大為削減了。
國共關係的調整，也是這次會議主題之一。這次會議所通過的《統一革命勢力案》，其決
議內容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組織開聯席會議，討論合作辦法；並應第三國際的邀請，
派代表三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商治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④。這與過去蔣氏一味限制中共
黨員活動的辦法，有了顯著的不同；不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部長職務，仍是沒有中共黨員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