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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所預料不到的。
當時人們的抗日情緒達到了沸騰點，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澤東等利用這種興奮的情緒，
大聲疾呼——在全國範圍內，抗日不分黨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紅軍內，毛
澤東同樣號召抗日高於一切，並說明現在我們對國民黨和蔣介石都講團結，中共內部更應不
分彼此，忘記過去的黨內鬥爭，一致團結為抗日而努力。這些號召，不僅激勵士氣，而且這
頂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之下，實現自私的勾當。
有識之士，對抗日前途當時都不敢過分樂觀。他們強調，中國不得不抗日，與其不抵抗
而亡國，不如起而抵抗，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及時得到友邦的援助，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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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在日本軍事壓力之下，中途與日本妥協。他們不希望親日派或對日妥協分子，乘機抬頭，並
相信抗日勢力的團結能夠壓抑投降論者的言論。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點，即是抗日
無論如何艱巨，最重要的是全國抗日政府的體系，能夠始終維持不墜。即使中國受盡折磨，
只要統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將來總有翻身之一日。
這種憂時憂國的論調，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慎重提出過。但毛澤東等不予重
視，中共的要人們，也和普通群眾一樣，高呼抗日必勝，抗戰到底，反對唯武器論，反對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們口中所喊的，與他們心中所想的並不一致，這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
的。
當時國共關係，相當微妙。這兩個由敵而友的新夥伴，一面高唱共赴國難，競相表演好
的姿態，另一面是同床異夢，互相猜疑。這些勇於內爭的角色，在民族大義面前，似都缺乏
應有的氣魄。
盧溝橋戰爭發生之處，毛澤東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堅持抗戰，因此在為南京政府堅持抗日
打氣。當年八月初，中日戰爭正在華北大規模進行，於是毛澤東等放心了。他公開表示：“蔣
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張聞天也很得意的說：“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
無力危害我們。”這些話不僅反應出國共間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對內仍重於對外的想法。
七七事變以前，南京政府，大體上沒有干預延安的事。抗戰爆發後，雙發接觸頻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內情，陝西省政府委任一個延安縣長，徑來延安就職，國民
黨陝西省黨部，也派人到延安，設立縣黨部。南京政府曾屢次催促，中共軍隊從速改編，開
赴山西前線，並準備派聯絡參謀到延安來。這些事曾引起毛澤東等的極大反感，認為是滲透
搗亂行為，不利於中共。毛澤東、張聞天等開始誇大其詞的說：“蔣介石對外雖然抗戰，但對
內依然是像以往那樣反動。”因此他們斷言，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
地，便會中途妥協。他們開始揚言，中共所領導的軍隊，不會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聽任國民黨將領們的指揮，那麼，紅軍可能被送到前線去充當日軍炮火的犧牲品。如果
中共所領導的軍事力量被犧牲了，國民黨便會乘勢壓迫喪失了軍事本錢的中共。這些想法，
就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後來在洛川會議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發點。
七七事變後，我這個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沒有參加中共中央的會議，也不願預
聞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內去參加時局的討論。我回想中共這多年來，搞蘇維埃
和土地革命，現在回過頭來，國共第二次合作，反對日本侵略，奮鬥目標，仍然是民族主義，
換句話說，就是不使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此我曾感慨萬端，深深覺得，中共一向都為
左傾空談所誤，現在如果還不老老實實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為民族的罪人。
從這些思想出發，我曾向毛澤、張聞天等，先後表示過我對抗戰的基本看法。我們談到
國民黨問題的時候，我曾說到國民黨能這樣堅決抗戰，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可能在對內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談到國共關係時，我也表示，國共第一次合作，是兩黨完全混在一塊，因此
吵鬧不休，現在國共兩黨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適宜於互相競賽，可以避免彼此間的許多衝突。
說到抗日前途時，我主張中共應採取積極政策，團結抗日勢力，促進國民黨政府的進步，務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這些初步性質的談話，當時還未引起辯論和爭執。
抗戰初期，到處一片熱烈氣氛，人們都為抗日熱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聞記者，不斷的訪問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來的一個軍政視察團，由十餘
高級軍政官吏所組成，其使命又與國共合作大有關係。我被邀請和毛澤東、朱德、劉伯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