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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八月十二日到達北京。我在西湖會議後，銜著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兩天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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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在馬林回國以後，駐北京的蘇俄代表團留有一個代辦，常與李大釗先生保持接觸。當時，蘇
俄的外交代表似不願與聞共產國際和中共的事；因此，這個代辦與李大釗先生的來往表面上
屬於社交性質。這個代辦曾與我有一面之識，他急於辦交代，因李大釗先生已赴滬，故為我
安排好與越飛會面的時間。
在越飛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約到蘇俄代表團辦公處與他會晤，由那位代辦翻譯。
初來的越飛對中國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據一張向未讀熟的中國要人名單，接二連三的
問我，是否認識吳佩孚、曹錕、張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和部長等要人。我的回
答不是“不認識”就是“沒有往來”。後來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向他說：“對不起，我這個青年，
不認識這些大人先生。”
越飛當然很重視他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任務。因此，他的問題都側重於這方面，他似
不願談到中共和國民黨方面的事，也不將我當作一個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視作一般名流，這
就顯得有點外交家的做作，同時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點青年人的傲慢態度，
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視莫斯科與北京的外交關係。——我心目中總以為蘇俄支持中
國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個任翻譯的代辦，覺察到了這種情況，便用俄語向越飛解釋，似
乎是為我重新介紹，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見解等等。
於是越飛轉而問我對中國時局的看法。我告訴他，他剛才所提出這一連串的人名，實在
值不得重視，我深以沒有與這些腐敗而落伍的軍閥政客來往而自傲。至於平凡而正常的中國
人，我倒認識不少。那些軍閥政客們不久將為人民所唾棄而趨於滅亡，中國的希望就寄托在
廣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著問我，誰能領導中國的革命。我告訴他孫中山先生能領導中國的革命勢力。他又
問到孫中山正被迫離開廣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廣州，重建革命政權。我肯定的向他指出，
不久的將來，孫先生一定要重回廣東的。而且說孫中山先生是能統一中國，使中國走向正軌
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雖不能確說北洋軍閥一定很快就會垮台，但越飛對於我這個遠景的看法，似甚感興趣，
因而很高興的問：“你以為我這個蘇俄政府派駐北京的外交使節，會有機會與孫中山先生接
觸嗎？”我直截了當的答覆他：“你不僅可以有這個機會，而且還不應當錯過這個機會；如
錯過這個機會，對於一個革命的蘇俄使者，是大大的遺憾。”他很有禮貌的向我道謝。
我和越飛這段談話中，接觸到了蘇俄政府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問題，且已觸到問題的中心。
蘇俄的外交政策具有兩重性；一面與現存的政府辦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現政府的革命
勢力。越飛身當其沖，便把這種雙管齊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國具體表演出來。以後事實所證明
的，越飛在中國的具體收穫，也就是在與孫中山先生建立關係這一點上。
這個時候，國共雙方的要人們都展開了有利於革命工作的活動；而這又是頭緒多端的，
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爭執的一面。
馬林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撮合人。他不僅促成了中共負責人加入國民黨這一件事，更奔走
於孫中山先生與越飛之間，後來孫、越的見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馬林在政治上顯得有些神
秘，他與威金斯基的作風不同，從不將共產國際的決議交給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們談起他
與孫、越接頭的情形。我們只看見他時而北京，時而上海，跑個不停。我們還曾譏笑他，不
免放棄了共產國際給予他與中共聯繫的任務，專做上層政治活動。事實上，當時他對於中共
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確也漸漸減少。
這時馬林有點不可一世，中國革命的主要線索好像都操在他手裡面。他與越飛是最談得
來的。有時他暗示越飛完全支持他的主張，甚至提到越飛比他還更重視國民黨，認為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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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中國革命唯一的力量。孫中山與他相處得也不錯，似可遇事商談。他這個共產國際的秘密代
表，不像越飛之有公開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動，不受各種外交慣例的約束。但
馬林究竟不是俄國的公民，也未擔任蘇俄政府的職務；因而影響蘇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
弱的。蘇俄政府的外交政策還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為其著眼點。這樣，他就無法滿足
孫中山先生的一些具體要求。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他也不能完全貫徹他的主張；因為在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