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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海中的天經地義發生動搖，便憤而自殺。這是不足為訓的，同志們應應引以為戒。
根據目前的情況來檢討，余天雲的自殺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崗的自殺，兩者在性
質上有某些相同之處，但我當時對余天雲，到沒有想到、更沒有說到他以自殺來反黨。
我們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難而進行的，余天雲事件足夠說明此種困難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級幹部曾詳加檢討，認為嚴格的教育仍應繼續實行，但方法應有所改善，即對一
般同志，不可輕易處罰，應多注重說服與批評，對游擊觀念也不可一概抹殺，要潛移默化、
以正統的軍事知識徐圖補救。我們當時是想利用這段休養的期間，借訓練工作使我們的知識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們不惜采急進步驟。但事實上訓練工作須較長時間才能收效，我們
這次努力，也就由於時間的限制，雖有相當成就，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軍翻越萬年雪山（即大雪山）到達道孚、爐霍、甘孜地區。我軍
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帶停駐了一個多月，從天全廬山運進來的糧食已經吃光了。當地的糧
食，又因紅軍在那裡先後駐紮了約四個月，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們要遷地為“糧”。道孚、
爐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鎮，人口較多，我們估計那一帶的糧食可供我軍過冬。而且時
已深秋，再不遷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無法翻越這座大山了。
我們選擇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條捷徑，向西進發。翻越大雪山，須費兩天的時間，第一
天進到山腰雪地邊緣露宿，第二天上午，翻過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頂，再下山到了山腳才
找著村莊駐足。山頂空氣稀薄，通過時呼吸困難，我們都帶有生薑一類的強心藥品，為臨時
救急之用。全山白皚皚，我們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發生雪崩。幸而我們事先作過充分的准
備，所以能夠順利通過。
這一帶喇嘛的勢力特別盛大，尤以黃教的勢力最強。道孚一個最大的黃教喇嘛廟，就有
八百多個喇嘛，街道上到處都可以看見穿紅袍的喇嘛，喇嘛廟裡有維持紀律的鐵棒喇嘛，那
些在街上閒逛的喇嘛們，聽見鐵棒喇嘛來了，就嚇得四散躲避。喇嘛廟和喇嘛住宅建築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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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精美。喇嘛廟很象一間學校，喇嘛們經年累月在那裡念經。有時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組織的軍
隊，大多會使用武器，經常作有組織的軍事活動。喇嘛在當地居民中，無論知識和能力都較
超越，人民畜牧、營建、醫病等，都得依賴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圖克圖更是政教合一的首
腦。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於這一帶，但婦女的地位卻又特別低。藏人兄弟數人往往共娶一妻，
她周旋於這些兄弟之間，要維持他們的和睦，如發生爭風吃醋的事，不問原因何在，概歸咎
於妻子。婦女出街要帶面罩，而且有些還毀了容（所謂毀容，就是故意將面部割破，塗上黑
灰，變成黑疤）。喇嘛們在街上逛游時，婦女們要遠避，否則就被視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輕
貌美等女子，竟引誘喇嘛們注視，那更是邪惡之舉。凡是引起爭風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慾念
的婦女，往往送去當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個規模頗大的尼姑庵，住滿了這
類尼姑。
藏漢兩族間的關係十分惡劣。從滿清到民國，統治者傳統的歧視藏族。那時統治西康的
軍閥劉文輝，儘量搜刮藏人的錢財。漢人在此經商者，也多用欺詐手段圖利。我和一些藏人
及喇嘛們談及這些事，他們大多敘述怎樣被漢人攆到山裡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總穿著一件油漬的羊皮統子，這件統子往
往重達三十磅，成了他們日常生活很大的負累。他們雖有自己的文字，但結繩記事的方法，
還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極不完備，很多較複雜的概念，就無法表達出來。譬如“團體”這
個名詞，在他們的文字中就沒有。我和他們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這個名詞，較接
近於“團體”這名詞的意義。
我們既履斯土，就得儘量取得當地人民的諒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經過我們的推動，
在各地組織起來了，但大多只是一個空名義。藏人始終不完全了解紅軍，在他們看來，我們
是掠奪糧食的可惡漢族，但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和藹，又使他們驚異不解。甘孜的活佛是這
個區域的“神”，他曾這樣表示對我們的觀感：“如果紅軍處境好一些，不會比劉文輝壞，可
是它現在窮困，搜刮超過了劉文輝。”活佛的這句話，適當的描繪出當時我們在那一帶的真象。
我們在西康停留的期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線大致沒有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