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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參與中共的決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會議”。當時由於中共許多活動的失敗，
尤其南昌暴動的失敗，張先生被指為右派機會主義，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再次被開除中央
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重選張先生為中央委員和中央
政治局委員，並被委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兩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張先生回國，對挽救當時中共的嚴重危機有過很大的貢獻。那時中共的
工作轉移到蘇維埃區，張先生被任為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又
被任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統率的紅四方面軍轉移到川北地區，
張先生被任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全權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
共黨政軍各地組織均歸他領導。
一九三五年，張先生所統率的第四方面軍，與毛澤東所統率的第一方面軍在川西懋功會
合後，因政見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張先生又與毛澤東在陝北會合。那時張先生雖
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因受到排斥，意態消極。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張
先生凜於共赴國難的大義，勉強擔任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職務。但他終因形勢日非，在無可
奈何之中，於一九三八年四月離開延安。
抗日戰爭期間，張先生曾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表示與國人一致抗日之至誠。此後張
先生對國內外政爭，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的激進思想與愛國熱忱，一如
往昔，但願遠離這種或那種獨裁專政。”張國燾先生飽經滄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貧樂道，
昔日恩怨得失，早已無意計較。他常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
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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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編輯者註：
楊子烈(1902.12.9-1994.3.27)，女，出生在湖北棗陽縣一個書香世家。1918年夏，楊
子烈進入位於武昌黃土坡（即現在的首義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受到陳潭秋等
的教育，秘密閱讀了大量革命書刊，逐步成長為自覺革命者。來自黃陂的陳碧蘭（彭述之夫
人）、來自應山的莊有義（陸沉夫人）、來自漢陽的徐全直（陳潭秋夫人）、來自武漢的夏之
栩（趙世炎夫人）為同班同學，並同時在 1922 年 4 月由林育南和劉昌群等介紹加入了社會
主義青年團，一同在 1922年 10月由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 11年(1922年)秋，
徐全直、夏之栩、楊子烈、陳碧蘭、莊有義等在女師掀起了一場震撼湖北的學潮。1923年 2
月楊子烈進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習，同時在北京一所藝術專門學校學習。在北京期間與張
國燾相識，1924 年 2 月與張國燾結婚。曾兩次赴莫斯科深造，從此就成為早期中共婦女運
動活躍人物。1931 年春張國燾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楊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從事地下
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遭國民黨破壞後，楊子烈失去了組織聯繫，她先返鄉避亂，
又重返上海學產科，直到國共合作實現後才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帶著兒子輾轉來到延
安。楊子烈歸隊後，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組部恢復她的黨籍，儘管楊子烈是中共老幹部，
她的丈夫張國燾此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邊區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組部還是要調查她與
組織失去聯繫後的種種表現，同時要在工作中考驗她。
楊子烈被分配到邊區政府做政治教員，她還義務在邊區的中央醫院做產科醫師。儘管楊
子烈工作熱情積極，受到院長傅連璋的高度評價，但她的黨籍仍未能恢復。蔡暢當時和她丈
夫李富春都在中組部工作，參加了對楊子烈脫黨後一段歷史的審查，雖然蔡暢與楊子烈是相
識十多年的熟人，對楊子烈的過往歷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決她的黨籍問題。直到 I938
年6月，毛澤東批准楊子烈攜子離開延安，前往武漢投奔張國燾時，她的黨籍一直未能恢復。
據楊子烈生前回憶，她初到延安時，還看不出毛張之間有什麼嚴重的衝突，當時毛還請
張夫婦吃了一頓飯。毛笑說：“國民黨有一對張楊（指張學良和楊虎城），我們共產黨也有一
對張楊（指張國燾與楊子烈）”。後來張夫人離開延安時，毛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
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張國燾夫婦 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來到加拿大多倫多。
楊子烈與張國燾育有三子張海威、張湘楚、張渝川，三位皆在美國與加拿大發展事業。
一篇文章透露說，經周恩來總理特批，張湘楚 50年代在廣州中山醫學院學醫。1968年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