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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米阻禁”是鄉村中缺乏糧食的窮苦人民壓抑糧價的一種傳統願望。他們的狹隘心理
是希望本鄉的糧食不外流，因而能夠買著賤價的食糧，並不懂得照顧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狀態。這種“阻禁”也並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們所贊成的，不過他們最初沒有加以阻止這種
“阻禁”的發展，等到“阻禁”的惡果已經表現出來了，才設法糾正，已經不免貽人以口實
了。
“穀米阻禁”辦法是為了阻止地主們將糧食外運，是阻止資金外逃的有效手段。當時，
縣與縣之間，區與區之間，乃至鄉與鄉之間，多不准糧食出境。至於運出省境以外，則須經
省農民協會的許可。可是湖南這個產米之區，需要輸出糧食來交換各種日用必需品，如食鹽、
布匹之類，鄉村的農民在糧食不能出境的情況之下，也就無力購進其他的東西，這無異自己
切斷了經濟的動脈。而且城市的商業，軍隊的糧食供應，乃至軍人們的糧食走私都在受到這
種辦法的阻礙。其結果不僅軍官官吏和商人們對於這個辦法深惡痛絕，連鄉村中也有不少的
農民抱怨不已。
破除鄉村舊習俗，是中共認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這是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說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鄉農協在執行破除舊習俗的政策時，則不免流於強迫蠻幹了。當時毀廟
宇、打菩薩、拆祠堂和推翻族長制度，鼓動婦女反對夫權，逼寡婦改嫁，強迫婦女剪髮，禁
止抬轎子等等，都當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現，雷厲風行的執行著，甚至還發生過為了節省糧食
而禁止餵雞、節省靡費而禁止演戲等不合理的現象。
以上這些激進的強迫辦法，曾引起不少農民的不滿，更予反對農民運動的人們以有力的
藉口。他們高唱農民協會是不孝祖宗、欺神滅道、主張公妻等等的組織。這與曾國藩以破壞
中國道統來攻擊洪秀全的法門，如出一轍。中共方面也未料到農民意識的激進主義，在湖南
竟鬧到火勢燎原的地步，一時顯得手忙腳亂。
湖南農民運動最為激進，其他各省都較緩和⑦。湖北農協組織的發展，雖比江西等省較
為先進、但仍遠落於湖南之後。湖北農協會員人數在一九二六年底為二十八萬餘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為八十萬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從這個數字看來，不僅會員在數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發展的時間也較遲。湖北國共兩黨的組織，對於糾正農民的過火行為頗為注重，
各縣區鄉的農協雖也發生過不少反土豪劣紳的行動，但多交由國民黨部所組織的土豪劣紳審
判委員會處理，很少逕自加以處罰。其他如減租減息、穀米阻禁，以及破除舊習俗等項，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樣激烈。因此，當時農運過激之說，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紳和遭到農運打擊的人們紛紛逃到武漢及其他較大城市，訴說他們的遭遇和見聞。
農運行動過激的聲浪逐漸高於反蔣的呼聲，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黨政的上層人物雖仍側
重於談論反蔣問題，但街談巷議則多流傳著農運過火的故事。有的認為農運既然過火，那末
農運就根本要不得。這種議論，中共認為是土豪劣紳在從中作怪，可是不少國民黨人物受到
這種傳說所影響，或多或少的對農運產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們和一些革命意識較堅定的人，
雖不否認農運做得太過分了，但認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對農運。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對農運的高潮，顯得左右為難。他在湖南的僚屬告訴
他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內，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
就寸步難行。有人訴說他所需要的軍糧因農協的阻攔運不出來，所需要的軍餉因為縣稅收受
農運的影響銳減而無法籌措。更多的軍官和官吏們，向他訴說他們在鄉間的家屬曾遭到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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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樣和那樣的打擊，不用說，唐生智對農運的反感與日俱增。但他是反蔣的支柱，為了維持
反蔣陣線，也只好暫時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農運的激進行為可以由國共兩黨黨部設法糾
正。
軍官們因為家屬受到農運的打擊，對農運乃產生反感。北伐軍官們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鄉村的殷實之家；有的因身為軍官，有錢有勢，便在鄉村買田置地，成為暴發的地主。有
些軍官的親屬，因為家中有人帶兵，也就倚勢在鄉村中作威作福。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
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這句當時在武漢流行的話，確是切合當時的實情。軍官們不
僅從鄉間接到許多壞消息，而且他們的親屬也有從鄉間逃到軍隊裡來，擔任軍中的文職工作，
也就使軍人的反感更為火上加油了。軍官的反農運的呼聲，一時陡然高漲起來。
鮑羅庭為了團結反蔣勢力，不得不重視軍官們的情緒。他強調農運和土地革命應不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