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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聯帶的責任，如果我們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將被一般同志們視為違背道
義，那裡還有甚麼威信來繼續領導。
我們就這一問題作竟夕之談，除了大事發泄積憤外，今後究竟怎樣辦是急待解決的大事。
我確是顯得激動，大有不再理會共產國際，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則較為冷靜，往往乘
機提出些難題，指出我們力不從心，不可能脫離或疏遠共產國際。秋白強調他和鮑羅庭的協
議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於道義。我則不以為然，主張實際政治需要與真理和道義
同時兼顧。
我似難於自我抑制，積愫不吐不快，也顧環得說出的話會產生甚麼後果。我們當時所談
及的事是很廣泛的，不好聽的話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記憶的，約有下列各要
點：
共產國際的指導錯誤無論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們常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形，
這句話對極了；本來整國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圈子內，從馬克思直至現在，對於遙遠的亞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急功近利，投機冒險的急就章。它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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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革命的觀點出發，總想在中國拚揍起一個大革命，打擊帝國主義，聲援蘇聯，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國，甚至忽略了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是甚麼，所能做到的又是甚麼。因此“盲人
瞎馬”、“閉門造車”、“削足適履”和“握苗助長”等等毛病就都發生了。
共產國際這種錯誤指導，主要表現在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上。我們不滿共產國際的
指導，向來不願多所牽涉。共產國際不應當輕率的廢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因為這
決定是既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原則而又富於中國情調的。其次不應當利用孫中山先生籠罩和
統率中共的意圖，乘勢強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國民黨去，企圖混水摸魚。等到這個政策之實行
發生了毛病後，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顧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國民黨的領導人物汪蔣胡諸人，大致說來，干國民革命都頗起勁，而且是有深厚傳統的。
他們和蘇聯做朋友，甚至“以俄為師”都可以，但不會讓莫斯科牽著鼻子走。在國民革命道
路上，他們抱著提攜後進心理，大概會容許中共黨員為革命賣力，但不會容許中共在國民黨
內興風作浪。這些道理，說穿了，是極其明顯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漢們硬是不安分，抹殺一
切，一廂情願的企圖使“國民黨革命化”、“聯左反右”，進到“擁汪倒胡”，“黃埔中心”，“革
命專政”事情弄糟了，還要“迎汪反蔣”。這一切不是自討苦吃的畫蛇添足之舉，便是損人不
利己的胡鬧行為。
這些錯誤的性質從實行的角度看是左傾蠻幹，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國的代理人，
更是先後做了許多笨拙和胡鬧的事。錯誤的結果是犧牲了中國革命，整個國民黨都先後反了，
國內外反動勢力氣焰萬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處在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形勢下，
要圖重振，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圖窮而匕現，反動派的反擊已打到蘇聯身上去
了。這就是瞻前不顧後，一味左傾蠻幹的報應。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檢討，尋找出錯誤的根源作為鮮血換來的教訓，真是沒有天理！
我們不能說共產國際指導錯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沒有錯，更不可有推卸責任的想法。主
要之點是幼稚的中共無論那一方面也不夠成熟，它一直是從錯誤中學習而長大起來。由於幼
稚，發生了錯誤是不能過分原諒的，因為這會妨礙學習；不能正確的學習失敗教訓，那是錯
誤之尤。有人說過，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共根本就干不起來，中國革命不會這樣轟
轟烈烈，而且錯誤也會更多些。這種說法也對，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檢討共產國際的錯誤。應
站在國際立場上，嚴正檢討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錯誤，注視在中國所獲得的教訓，不再重蹈覆
轍，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錯誤領導，同樣是嚴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們身歷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樣對中國革命認識不夠，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張，更不能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定，
在奉命唯謹的執行指示時，也不能迅速發現錯誤；即使我們自己有了獨立主張，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據理力爭，老是服從指導。在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中，我們犯過很多左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諒，馬馬虎虎，積累下來，釀成武漢時期工農運動的過火。在緊急關頭，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漢反共的時候，又表現軟弱無能，形成凌亂潰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撐，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