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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配不適當的問題。有些老幹部就在這類冒險行動中犧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來的同志，
則因濫竿充數的流弊，發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犧牲等的現象，甚至出賣黨的事件也發生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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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許白昊同志就是因執行這類冒險行動，而喪失了生命的顯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黨員，在黨內地位與項英、劉少奇等人齊名，擔任過中共湖北區委委員、全國總
工會委員、湖北全省總工會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於十月間由漢口來到上
海，與我同住在那所高級招待所住宅內，瞿秋白拒絕了項英的分配許白昊一項重要領導工作
的建議，逕行指派他去干下層的艱苦工作，藉以洗滌他過去的機會主義作風。這位頂頂大名
的許白昊，不久就在一次僅有十幾個工人的街頭集會中，和其他的幾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許白昊被捕以後，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許白昊是機會主義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們趕速遷避。我聽了這些話，十分痛心。許的太太更是悲傷得不得了。我憤恨瞿秋白的
盲動和他對許白昊的歧視；我也覺得也許就因為許與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對他的懷疑，
以致有此悲慘的結果。我向來人悲憤的說：回去告訴瞿秋白吧！他無異是殺害許白昊的劊子
手，不必要的將一個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犧牲了，還要誣衊他是機會主義者，真是豈有此理。
我信任他決不會牽連同志們，我願意仍住在這裡，用不著他耽心！後來事實證明，許同志雖
受到嚴刑拷問，充分表現了他的高貴品格，沒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壯烈的與世長辭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發動的廣州暴動，使蘇維埃旗幟在一個大城市中第一
次出現；也是瞿秋白中央一個最重要的表演。當這個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瞿秋白等興高采
烈，幻想著勝利就要來臨了。我則向他們建議，這支暴動隊伍很難在廣州立足，應迅速開往
海陸豐一帶農運有過優良基礎的區域去。我這種實事求是的建議，竟被視為故意澆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義者”。李立三同樣抱較樂觀的見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廣州暴動的緊急關頭，
他願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擔負一項實際工作。三天之後，廣州暴動失敗，中共廣東區委書
記張太雷陣亡的噩耗接踵傳來，李立三便奉派趕往主持廣東區的工作。從此，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風，而青出於藍的釀成後來有名的“立三路線”。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張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帶著她的一歲多的女孩，從廣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過的房間內。她的到來，使我們這些同住者，觸目
傷感。她本是活潑美麗的少婦，那時一變而成為蓬首垢面的淚人兒了。她在旅途中，強抑哀
思，談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們這裡，滿腔的悲痛，便盡情的傾泄出來。我曾勸
慰她：悲傷是無補於事的。張太雷還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廣州暴動的英雄。也許我們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許還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親身參加這次暴動，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詳細向我敘述這件事的經過。現在
我概括的追記於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時左右，廣州市內的槍聲響了。暴動的基幹隊伍，是原第四軍的教
導團，團長葉劍英同志。這一團裡面，暗藏著的中共黨員很多。他們首先制服了這一團裡面
的反動軍官；再開始襲擊第四軍的炮兵團、警衛團和城內各機關；分別予以繳械和占領。但
工人赤衛隊參加暴動的並不多。因此，這支約立千人的暴動隊伍，擺在諾大的廣州市內，實
在感覺到力量薄弱。廣州的河南，依然為李福林部據守，連第四軍在廣州的一個留守處，都
沒有攻下。四郊的農民，也沒有響應。
十一日中午，在廣州市內舉行群眾大會；宣布成立蘇維埃政府，實在不見得熱鬧，到會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產黨員和少數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動對於廣州市民說來，是突如其來
的。一般人都不認為暴動會成功，因此，站得遠遠的。連各工會的工人都在那裡觀望，並沒
有什麼總同盟罷工。機器工會，不待說是持反對的態度。這個大會，在那裡冷冷落落的提出
許多口號，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一切政權
歸工農兵蘇維埃！……等等之後；旋即提出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由蘇兆征任主席，張太雷
任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兼海陸軍人民委員，周文雍為勞動人民委員，彭湃為土地人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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