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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於一九二五年一月間在上海召開中共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決定以促成國民會議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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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當前的主要任務。國民黨在段祺瑞的壓迫之下，也只有以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反抗的表示。但
因不少國民黨要人不願與段政府過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勢沉重的孫先生的優慮．因而這個國
民會議的促成運動，聲勢並不浩大，事實上僅是一種反抗的姿態而已。
其次是國民黨與國民軍的關係問題。國民黨要人受著段執政的輕侮，都覺得非有軍事實
力作後盾不可，因而聯絡國民軍便是我們政治會議所策劃的主題之一。汪精衛等曾與馮玉祥
及其代表有過多次的接觸，于右任負責聯絡胡景翼的國民第二軍；王法勤等則與孫岳的國民
第三軍相周旋。鮑羅庭對於這件工作更是起勁，他獲得北京蘇俄大使館的協助，曾到張家口
與馮玉祥作過一次頗著成效的長談。
在二月間的一次政治會議席上，鮑鄉庭提出了一個有關國民軍的報告，指出馮玉祥願與
國民黨合作．但馮的處境不利。張作霖的大軍在壓迫他，徘徊於湖北境的吳佩孚及其殘餘勢
力在仇視他，段祺瑞又幫助張作霖來牽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態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
任國民軍總司令的職務，對外發言，較為便利；他則在暗中予以支持。鮑羅庭認為馮的這種
意見值得考慮，
可是于右任認為馮玉祥的話缺乏誠意，他不願去做這個空頭總司令；他並且說即使勉強
去做，也將一事無成，個人反會因而受罪。在座的人雖多對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
張他不妨一試，如能有利於國民革命的共同事業，即使個人受點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這件事與于右任商談過。我指出依照於先生的聲望以及與國民第二軍的深厚關
系，不見得絕對不可為，不妨先到張家口去與馮談談。於先生仍是堅決拒絕。他表示馮玉祥
絕不會真將軍隊交人指揮，即國民第二軍也情形複雜，並非他這個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
果掛著總司令的空名，這個要求軍餉軍械，那個要求地盤，將窮於應付。如果有幾分可為的
話，他將不辭勞怨。他並說那時要邀我同去分擔一部分責任。
這件事就因為于右任的反對擱置下來了：國民黨要人中也沒有人去實際參加國民軍的工
作。但國民軍將領與國民黨的關係是密切起來了，當時國民黨在北京的活動沒有受到段政府
的武力壓迫，這與國民軍的態度大有關係；因為當時北京的衛戍部隊就是屬於馮玉祥系統的，
這些接觸，成了後來馮玉祥參加國民黨的伏線。
最後我們討論到孫先生萬一不起，國民黨應該有些甚麼安排。孫先生的病勢到了二月下
旬，幾乎人人都覺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腦海中都在思索著，都在忱慮著國民黨今後的去向；
於是，孫先生的遺囑問題，就成為我們討論的課題了。
我們的政治會議沒有正式討論到遺囑的內容問題，到會者多只是旁敲側擊的表示一些意
見。有的人覺得孫先生應當有一個詳細的遺囑，將國民黨的大政方針和組織原則都指示出來。
有的人又覺得遺囑最好簡單一點，不要作細目的指示。有的人說到孫先生萬一不起，國民黨
就再不會有總理了，無論黨務、政治，都應採取委員制。有的人說到孫先生在廣州政府的領
導職務應由那些人繼承，也要決之於孫先生最後之一言。但這些意見，在政治會議上都未進
行充分討論。
大家對遺囑的問題表現了很大的焦慮，多數人都說應當儘早準備。但汪精衛每每解釋說，
一提起遺矚問題，孫夫人便非常傷心，認為這會使孫先生感到難過，要求暫緩向孫先生提及。
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會議雖曾設想過許多方式，企圖要求孫先生留下幾句遺言，但都為了
顧慮孫夫人的心情，沒有實行。
三月初，在我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會議的席上，到會者對於遺囑問題更感覺迫不及待了。
我們討論結果，決定委託汪精衛辦理這件事；要他相機將孫先生所說的話，記錄下來；或者
準備一個簡單的稿子，經孫先生認可後，請他簽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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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當國民黨人士從各地趕到北京來，與孫先生作彌留前的訣別時，
我卻於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離開北京。我是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險，遵從同志們的公意，
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鄭州鐵路工會內獲得了孫先生與世長辭的消息，大為悲
痛，深以不能為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進執緯為憾。我立即在當地召開了一個鐵路工人大會，
為孫先生誌哀，在會上痛陳我對於這一種偉大人物的追思。同時我也在那裡想著國民黨失去
了孫先生以後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