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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連篇累牘的用大字標題刊載這類新聞，並發表評論；認為：這是
純潔的愛國運動，是全國人民公意的表現。工商界、各種民眾團體、國內外知名人士，以及
海外留學生等都先後響應，支持學生主張，要求政府罷免親日派官員，反對壓迫學生的愛國
運動。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個同學終於釋放了。當時段祺瑞這親日巨頭並未直接執政，雖
不願輕輕放過這些學生，但究不能為所欲為。全國輿論都站在學生方面，親日派顯得孤立了，
曹、陸、章三人成為眾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裡多數官僚政客，一時為愛國心所支配，也或
多或少的同情學生。這一切使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錢能訓無法完全聽從段祺瑞的擺布。這
樣，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殘學校的計劃不能順利實現，當局不得不釋放被捕的學生，以平民
憤。
然而擁有實力和日本支援的親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們痛恨北大，集中目標攻擊蔡元培
校長，非迫令去職不可。蔡氏事先雖曾勸阻學生的示威行動，但事後卻完全站在學生方面，
抗拒各種摧殘學生的壓力，對於釋放學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為緩和親日派的憤怒，不願
因個人的去留使事態再行擴大；終於五月九日留下告別信，悄然辭職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進一步激起同學們的憤慨。一般同學認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殘
教育的明證；如果學生不據理力爭，將使親日派氣焰更加囂張，各學校以至整個愛國運動勢
必受到摧殘。北京學生聯合會經過多方的奔走呼籲仍無結果之後，不得已乃決定於五月十九
日實行罷課，力促政府接納學生的愛國要求，挽留蔡校長，並懲辦曹、陸、章等親日分子。
北京各校這一罷課舉動，又獲得了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
五四運動也影響了那時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平會議。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紹儀
在和平會議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條件，其要點是：中國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取
消中日間的密約；懲辦負責簽約的親日派；取消參戰軍等。這八條與當時學生愛國運動的主
張是一致的，博得了國人廣泛的贊同。
我所主持的講演部，是各校積極分子薈集的場所，人數極多，單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
同學參加，因此對於學生聯合會的決策影響很大。這些參加者分別組成講演團和講演小隊，
分布在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鎮集，進行露天講演，宣傳抵制日貨，散發及張貼印製
品，並進行組織民眾團體。這些講演團是當時學生活動最重要的一種表現。我們向市民、軍
隊、警察宣講愛國反日的道理，毫無顧忌的攻擊北京政府和親日派，造成了人心憤慨、滿城
風雨的形勢。
我們的講演方法也日有改進。有一次我帶著一個講演團在一個街口高舉旗子，發表演說。
圍著聽講者約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並沒有減低他們聽講的熱情。他們送茶水給我們；鼓掌
聲和發問聲此起彼伏；我和同伴們都滿頭大汗，聲音雖已嘶啞，但仍是在大聲疾呼。這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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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國情緒感動了一位在場的老牧師。他等我們講演告一段落後，約我們到他的住所去研討講演
的技術。，他指出我們的講詞不夠通俗，沒有從人民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
根源和愛國運動聯在一起，因此，我們雖賣了很大的氣力，老百姓卻還不能完全領悟。他具
有很大的熱忱，似乎要將他一生傳教的演說經驗一口氣傳授給我們。這使我們大為感動，盡
力接受他的指教，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五四運動也和歷次的反日運動一樣，以抵制日貨為一個重要的節目；這也是能夠在經濟
上打擊日本的實際行動。這次在北京發動的抵制日貨運動，學生聯合會與北京商會協議一致
行動。我們的講演團對於這件工作非常積極；到處發動“救國十人團”②的組織。這個新興
的組織對抵制日貨發生了可觀的作用。團員們相約不買賣日貨，並勸告商店不賣日貨，市民
不買日貨，也發生了搗毀日貨的事件。抵制日貨是當局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
日本外交上的壓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眾與日本人的衝突。
於是當局積極禁止學生講演和抵制日貨等活動。學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夠拒絕在凡爾
賽和約上簽字，不願過分與之決裂。當軍警禁止學生講演時，我們講演團的工作就停頓幾天，
還將抵制日貨的口號改為提倡國貨。我們出去活動時大多背著一個上書“提倡國貨”四字的
布袋，以挨家挨戶推銷國貨的姿態，來執行講演團原來的任務。但這種較溫和的活動也遭到
軍警的橫蠻幹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頒布兩個命令，一為曹、陸、章三人辯護，一為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