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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一個將夜作晝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個涉獵甚廣的學者。他久患肺病，
又患有失眠症。每當我午夜就寢，正是他讀書開始的時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時，早報業已
送來，他的閱讀工作才告一結束。接著，他看完報紙，和我共進早餐；他往往愛談起前夜閱
讀過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讀完整本的書，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後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覺。
下午二時以後，是他處理工作和寫稿的時間。我們一同共進晚餐時，他總要喝幾杯老酒；餐
後，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閒談，談得高興時，他口沫橫飛，時常會噴到我的臉上來；我常想
到，我是陷在肺病細菌的濃霧裡，我沒有染上肺病，似也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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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他的太太楊之華，飽經生活歷練，性情溫柔而活潑。她依照秋白的生活節奏來處理家務，
井井有條，連他的女傭人也覺得這是一個安靜的高貴之家。她是中共黨員，雖然擔任著婦女
運動的部分領導工作，頗為忙碌，但她總是設法使秋白在整個上午睡得很安靜。在我與秋白
枯燥無味的政治性談話中，她往往會說一些輕鬆風趣的話，使我這個短期住客，也有賓至如
歸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滿意彭述之的。他批評彭述之理論修養和政治經驗都不夠，不配擔任中共
中央的領導工作；尤其指責彭的宣傳工作領導得不好。他認為由於彭述之的行為不檢，使兩
個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與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擊；並破壞了同志間的親愛關係。他
明白表示象彭述之這樣的人，不應留在中共中央，應派到地方機構，做些艱苦的實際工作，
以資磨練。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對陳獨秀領導的不滿。他譏諷陳獨秀的領導是“秀才”氣味的“家
長”制度，但為了袒護彭述之，又不能維持“清白家風”。他雖然佩服陳先生的經驗和學識，
但指責其政治領導，不夠潑辣；既不能獨行其是，堅持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又不願遷就鮑羅
庭的作法，表現得猶豫不定和軟弱無力。
書生氣味更甚於陳獨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鮑羅庭的作法。他認為鮑羅庭是在中國工作的
蘇俄人中最能幹的一位；也能代表史達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國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會有
多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事實出現；深信共產國際不會變更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
他雖不否認鮑羅庭在工作中有些缺點，但堅持中共中央不應採取反對鮑羅庭的態度。而現有
的國共關係，實已勢成騎虎，不容中途變更的。
瞿秋白的這些意向，似是他後來取陳獨秀而代之的張本；但我當時並未覺察到這一點。
我和他之間仍有政見上的不同，我認為如果不在適當時機，將國共關係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
合作，泥足只會愈陷愈深。不過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領導的主張，支持他明白表示出來，不要
將問題埋在心裡。瞿秋白卻不肯直接與陳獨秀先生商談這些問題，要求我轉達；我也答應了。
我向陳獨秀先生委婉談到瞿秋白的意見，並表示我自己也贊成將彭述之調離中央，加強
中央的集體領導。陳獨秀先生的反應不佳，他拒絕了我的建議；又說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許瞿秋白這類張牙舞爪的作風。他批評瞿秋白說話和做文章常是模稜兩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確堅定。他否認中央內部有甚麼政見的分歧，也不願因私生活上的事來貶抑彭
述之。他仍主張一切聽候共產國際的指示。
我並未因此與陳獨秀先生展開爭辯；我只請他多加考慮而已。但我確為這件事感覺不快。
我想到陳先生的話也含有責備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將陳先生的話轉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這件事的解決，不必過於匆遽，假以時日，自會有轉圓餘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並採取了反擊對策。中共中央內部在流傳著謠言，
說我和瞿秋白企圖建立聯合反對派。用意是將陳先生比作史達林，將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
作托洛茨基、季維洛夫、卡未尼夫的聯合反對派。蔡和森對我與陳獨秀先生談話的內幕一無
所知，也被牽涉在內，因為他確是對彭述之破壞他們夫妻關係之事深懷不滿。
正當中共領導層發生困難的時候，整個革命形勢也在激劇的逆轉。首先是接近國民革命
的國民軍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機於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殺示威學生；繼之是廣州
發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軍將領郭松齡得到馮玉樣的支援，發動了反張作霖的戰
爭。十二月二十三日，張作霖得到日本的軍事協助，殲滅了郭松齡的進攻。接著就是國民軍
與奉軍的正面衝突，進而演變為張作霖與在鄂的吳佩孚聯合圍攻國民軍的局面。當馮玉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