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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共產國際東方問題的權威並以此自傲,有時還提到他曾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中
共同制訂殖民地問題決議案的事。所有這些表現,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來,就覺得他具有社
會主義的白人優越感。
馬林的工作與威金斯基在中國的過去活動似乎也不相銜接。他一開始就憑著主觀見解為
所欲為,致與李漢俊格格不入,後來且還掀起了幾次大風波,似乎都與他的個人性格有關。
六月初,各地參加大會的代表陸續到達上海。劉仁靜比我遲到幾天,他那時是一位埋頭
於書本的青年,讀過許多有關共產國際的文件。他主張這次大會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
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絕地說教。
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也到得較早,他們都是剛畢業的中學生,因曾在五四運動中積
極活動而著名。我這次到上海路過濟南,曾在那裡耽擱一天。他們約集濟南的八個黨員,在
大明湖的遊船上和我聚談了一天。他們視我為他們的先進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許多問題,
不厭求詳的要我講解。他們一面靜聽,一面記錄要點,並商談如何執行的方法。他們來到上
海以後,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婪地閱讀有關書刊,有時且向到會的代表們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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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武漢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董必武為人醇樸,蓄著八字式的鬍子,活像一
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強風格。陳潭秋老是一本正經,教員風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愛任性談笑。他們都不多談理論,對實際問題的探討則
表現得更為起勁。
湖南代表是毛澤東與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讀線裝書的年長朋友,常常張開大嘴,說話
表情都很吃力,對馬克思主義懂得最少,但顯出一股誠實和熱情的勁兒。毛澤東也脫不了湖
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
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
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
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日本留學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躍的青年,那種湖南土氣似乎早已消失殆盡,
看來風流瀟灑,倒像是一個老上海。他對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談得頭頭是道,對大會的籌備
工作也是積極參加。
大會預定舉行的日期逐漸接近,但陳獨秀先生仍未趕到。我們函電交馳,催促他和廣州
的代表速來出席。這樣等了好幾天,作為廣州代表的陳公博攜著陳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終於
趕到了。陳先生的信中除說明他辭職尚未獲准不能抽身出席外,並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
策的四點意見①,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
陳公博對於陳先生的主張並沒有多加說明。他帶著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東旅社,終日忙
於料理私事,對於大會的一切似乎不甚關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認為他像是廣州政府的一
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與我們所談論的,也多是關於廣州政局的實況。
六月下旬,預定到會的代表都已到齊,立即便開始了大會的籌備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漢
俊和李達,代表上海九個黨員;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十五個黨員,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
代表武漢的八個黨員,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約十個黨員;陳公博代表廣東約七個黨員卜
王盡美、鄧恩銘代表山東的八個黨員;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學生中的兩個黨員。合計代表十三
人,黨員五十九人。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則約在三百五十人左右。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
者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的全部陣容。
我們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七月一日正式舉行大會,開會地點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
校的課堂,多數代表也就寄住在這間學校里。議事日程共有四項:一,黨綱與政綱;二,黨
章;三,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四,選舉。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
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並推我將這
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後
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黨綱與政綱是難於擬訂的,但我們都覺得非有這一文件不可。我們同意現在不必有一個
詳細的黨章,只要有一個簡明的黨章要點就夠用了。我被推舉為這兩個文件的起草人,匯集
陳獨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先行擬出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
共同審查。
我首先草擬了一個黨綱政綱草案,題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