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2頁
此間自由交換意見的機會。我要求將這件預擬的草案擱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檢討。我
希望同志們不要用有色眼鏡來看我們提出的意見，不妨先就事論事研究一下，
為了統一黨內的意志，我主張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並說明我在鄂豫皖區和川北時，
曾屢次舉行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成績都很美滿。特別是現在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互有隔
閡，對中央也有不滿，這樣，擴大的會議更有必要。我們不用懼怕這種會議，認為一定會吵
架散場，如果我們現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見，提交高級幹部會議討論，解釋一些過去的誤會，
嘉許兩軍奮鬥精神，提倡互相學習，反而會收團結的實效。
中央應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
員，也不全是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會選舉出
來的中委），非中央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們從一、四兩方面軍遴選少數
幹部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會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譬如我自
己是中央一員，但常被視為是第四方面軍的代言人，我們為何不讓四方面軍的幹部，直接向
中央表達他們的意見？
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和吸收新人參加中央工作，只是實施黨內民主，並不是甚麼推翻中央
領導的陰謀。我說明我提議的高級幹部會議，其職權可以從長計議，它的作用，有時可類似
於中央擴大會議，有時則只向中央提供意見。現在中央事實上與全國各地組織隔離了，實際
只是指導一、四兩方面軍，因而由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組成高級幹部會議，是合法的，也
是必要的。如果有人過度敏感，以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將由四方面軍的同志占多數，不免
是想入非非。我可以聲明，四方面軍的同志絕不會在高級幹部會議中要求占多數，只是想有
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已。
最後，我著重指出，實施黨內民主，將使黨內各項歧見易於解決。例如軍事行動問題，
經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以後決定下來，將來在執行時可以表現更大的決心與信心；反之
如果中央拒絕舉行高級幹部會議，不讓新人參加中央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問題也不讓
同志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這就無異阻塞了團結之路。
繼我發言之後，到會者紛紛表示支持這份預擬的決議草案，其中仍以毛澤東說話為最多。
他首先表示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經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不能說
它錯誤。他強詞奪理的硬認蘇維埃運動是勝利，不是失敗。他表示如果我們現在說蘇維埃運
動失敗了，將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後無論到甚麼地方，也要將這面蘇維埃旗幟高舉起來。
毛澤東更拒絕了我的全部意見。他表示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一、四兩方面軍的，因為
還有二方面軍和全國白區秘密黨的組織，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由一、四兩方面軍來檢
討。他反對舉行任何性質的一、四兩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也拒絕任何同志參加中央工作。
98／166
----------------------- Page 435-----------------------
《我的回憶》第三冊
他認為現在是在軍事行動中，不能談甚麼黨內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們雖各持己見，但仍互相要求諒解。那次會議的重大缺點是：沒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
法，連我這個反對中央政治路線的人，也沒有從積極方面提出主張。我們曾談到抗日問題，
但沒有人說道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
抗日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會議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
全國各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但我們都相信蔣介石不會因為這個“一致抗日”的口
號，就停止對我們的進攻。
不料正當我們為蘇維埃運動政策是否正確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史達林在莫斯
科已經悄悄放棄了這個“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法寶，使出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
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大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報
告中，強調殖民地應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國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接
著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張組織全中
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於毛澤東等死守著教條不稍讓步，會議終於無功而散。那次會議沒有討論到軍事問題。
我曾聲言，只要黨內政治問題獲得適當解決，軍事計劃上的歧見也就不難冰釋。但我的話未
為到會者所重視。會上沒有人再提起西北聯邦政府問題，顯然對少數民族政策無人感覺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