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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政策或者俄顧問的作為，在國際上將有極惡劣的影響。如果說是由於鮑羅庭的錯誤，他
亦將無法繼續工作。只有說成是由於中共中央某一短暫時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牽動不大
的交代。
鮑羅庭的手法，確收效於一時。原陷於動搖中的鮑羅庭的地位和廣東區委的領導因而得
以暫時穩定。
當時在黃埔任重要職務的周恩來是難於推卸責任的；他在會議上嚓若寒蟬；現在有了鮑
羅庭這種金蟬脫殼的解釋，似是滿身輕鬆了。毛澤東素不滿意鮑羅庭和廣東區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擺脫了在國民黨中央所任的宣傳職務，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也沒有
參加那次會議。他在獲悉內情之後，曾向我說鮑羅庭這個洋鬼子居然玩弄這樣的政治手腕。
對於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勞任怨，頗表同情。但他自己則始終不願捲入漩渦，只是袖手旁觀，
似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我當時覺得鮑羅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義。但我體念當前的艱
巨，決定暫時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這種不計是非
遷就權勢的做法，竟是遺患無窮。後來史達林在武漢政府所招致的失敗，居然又一古腦兒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謂是“一以貫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們這些中共中央的負
責人當時能有遠見的話，不計成敗，據理力爭，也許以後的發展會為之改觀。
除此之外，鮑羅庭當時對我所說的話，也是耐人尋味的。
我們談到國民黨領導問題，鮑羅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現在汪既不露面，別人
也無可如何（據說汪亟謀與鮑羅庭一談，但他們是否會面，及其所談內容如何，鮑羅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於胡漢民的企圖，他認為決計不會成功。從他這種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國民黨
領導權的轉移，似已確定了，而且轉移誰屬，也不難想像了。但他對領導權轉移後的國民黨
的前途，則不願作任何的推測。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會議舉行的前夕（據說是五月九日），汪精衛與胡漢民都
悄悄的離開了廣州。最巧合的是他們兩人竟不約而同的在一艘輪船上碰了頭⑤，這件事一時
成為廣東要人們的話題。有的就說：“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們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說：“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兩位大人物爭著做主席，現在同時被人放逐，後起之秀，
卻能逐個擊破，走上領導的寶座，真是活報應！”
鮑羅庭描述在廣州的俄國人地位之時，也頗有洋洋自得之態。他直率的說：“中國是一個
無人地帶。”並說歷來外國人到中國活動，雖受到折磨，但憑他們的冒險精神和應付能力，收
獲頗為可觀，為甚麼俄國人不會有同樣的機會呢？這些話觸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責鮑
羅庭離開了革命的立場，瞧不起中國人，頗有殖民主義者的氣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辯，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為了保全俄國的利益，顧不得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了。
蘇俄一艘載運軍火的輪船駛抵黃埔，立即轟動一時，蘇俄的軍火到了，蔣又將聯共來壓
制反共派了，種種議論在各處流傳著；甚至還有人說，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的中央會議，將公
布實行共產。此外，還有加侖將軍再度來粵，重任蔣介石的軍事總顧問的消息，真是謠言滿
天飛。鮑羅庭當時之躊躇滿志是不用說了，他口袋內的“草支票”似乎已經兌現了。
我深深覺得鮑羅庭當時的政策，將會陷中共於不利之境；因而我問他：“國共關係會有怎
樣的變化？”他答道：“坦白說來，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國革命的苦力。”我又問他：
“是不是你願充當管理這些苦力的工頭？”他回答：“有人確實如此希望，但我是一個老布爾
什維克，不會擔任這種不名譽職位。”鮑羅庭的“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這一句話，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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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為人所共知的“名言”。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員一樣，我不甘心只充當中國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鮑羅庭鄭重
提議，蘇俄政府既可以將大量軍火供應不可靠的蔣介石，為何不直接供應一些給中國工農？
如果蘇俄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中共可以經過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所控制的港口，協助
解決運輸上的困難。我還進而鼓動鮑羅庭，說以他目前的退讓措施，既自詡其本質與中共中
央的退讓政策有別，是暫時性的，同時也是進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給農民
以武裝，則所謂暫時的、進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則，都成了廢話。鮑羅庭考慮了一陣，拒絕
了我的提議；認為目前決不可能，等時機成熟，再作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