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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甚至將平民的糧食也沒收了，又指責我們在某某地方強姦婦女，罵我們言行不一致，
接著就是大批石彈射將出來。有的人有檢討說，無論紅軍官兵或蘇維埃人員都有過破壞紀律
的行為，寨子裡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動派的造謠，而是有些事實根據的。
許繼盛成為批評的對象，是這次大會最緊張的一幕。沈澤民在發言中指出許繼盛在多方
面保有軍閥土匪的習氣，單就其對婦女的態度來說，就是最不應當的；許的私生活糜爛，有
許多姘頭。他質問許道：“你的姘頭中，是否有有夫之婦？又是否有被迫的？這種行為是否破
壞紀律？這是不是土匪的享樂主義？又是不是軍閥橫霸的習氣？這配作為一個中共黨員和紅
軍的高級將領嗎？”
在大會中公開指斥高級將領，在鄂豫皖區還是空前的創舉。許繼盛極感不安，他辯稱他
沒有過強姦婦女的事，不過是行為較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檢討的口吻說，他原是黨齡較老
的黨員，只因打了幾年的游擊，就染有土匪習氣，今後他將徹底改正錯誤，以往過失請大會
嚴予處分。
大會展開的鬥爭愈烈，牽涉的範圍也愈來愈廣。原任軍分會主席的曾鍾聖和任軍政治委
員的余篤三，也受到鬥爭狂浪的波及，他們被指責沒有及時糾正許的錯誤，難逃縱容之責，
同時他們也自承犯有同樣性質的錯誤。新集有一個新從七里坪遷來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
條”的老手，也受到嚴厲的制裁。這次批評大會在整飭軍風紀方面，發生了積極的作用。一
般人都覺得今後不能再亂來了。
最後我出來結束這一場鬥爭。我向大會提議，我們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們了解這些錯
誤的嚴重性，訂出共同遵守的紀律規範，並不是要對過去犯過錯誤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
時予以處罰。有些同志曾犯過輕微的錯誤，只要能改正過來，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懼。
根據我的提議，大會轉而致力於紀律規範的建立。首先對婦女態度的問題，規定凡有強
姦婦女罪行者，應受蘇維埃法律的制裁，嚴重的要處以極刑。對於婦女們的其他非法行為，
按情節輕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們還規定應進行廣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
式結合，並在紅軍駐地附近和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設置接待室，供有夫婦關係或正式戀愛者住
宿或談話之用。
大會通過一些條例，建立蘇維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農監察委員會，軍分會之下設立軍
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區設置監察委員會。就由這些機構來執行維護紀律的責任。
我們主張，說服教育和嚴格執行紀律要相輔而行。我們反對發動蘇區內自衛軍和農民到
白區去打土豪，以解決蘇區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只有紅軍為了實際的需要，可以在白區徵發
土豪的糧食，但鬚髮動當地窮苦人民一致進行。我們反對：亂打土豪，打土豪不歸公、和私
搜俘虜荷包等等，認為這都是不法行為。我們所有蘇區的人，都要尊重蘇維埃的法律，尤其
是紅軍官兵，不可有違反蘇維埃法律的行為和藐視蘇維埃的態度。我們反對蘇維埃工作人員
倚勢欺壓老百姓。我們要提倡黨內民主，反對黨的幹部任意強迫命令一般黨員。
土地問題是這次大會另一個重要項目。沈澤民就這個問題向大會提出報告，主張重新分
配土地。他說明這個區域的土地雖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則
系以勞動力為標準，僅依土地面積的大小來計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問題。而耕牛、
農具、山林、茶園等，還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時候，沒有發動群眾反地主富農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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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地主富農雖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但在有些地區，他們仍在經濟上占有優勢，保有政治上的潛
勢力；三、分配得不確定，經界不顯明，僅憑分配時所插的標誌來認定，而這項標誌歷時稍
久，多以湮沒無存，引起許多混亂，因而必須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證為憑；四、代耕制
度原是優待紅軍的好辦法，但被濫用了，蘇區內參加紅軍的人員已經很多，蘇維埃工作人員
和地方武裝人員的田地，也多援用紅軍條例要老百姓代耕，這樣，使老百姓的勞力更感不足，
影響了生產，應嚴格擬定代耕制度，縮小代耕制度範圍。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窮苦農民；富農多餘的或出租的
土地也在沒收分配之列。在理論上說來，平均分配土地，本與社會主義無涉。中共中央認為
這種做法是資產階級民主所應采的政策，既可以滿足一般窮苦農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發動
廣大農民起來鬥爭。其實土地國有和農業生產社會化，才是社會主義的起點。每家農戶得同
樣一份土地，不過是將地主富農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分散的小農制而已。每個分得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