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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組織的人數增至一千餘人；可以說大多是北京的優秀青年，其中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
團團員約占三分之一。
當時一般青年傾向國民黨的情緒十分熱烈。他們對於廣東的情況和國民黨改組的真意，
雖不完全知道，但對北京政局確是厭惡已極。我的朋友們，不管已否加入國民黨，多表示曹
錕鬧得太不像話了，無論如何，國民黨和孫中山總要比北方這一群敗類好些。
恰在這個時候，鮑羅庭的一份報告又增加了我對廣東真相的了解。初到廣州的鮑羅庭，
做事極其謹慎周到。他寫了一份關於廣州情況的報告，似是給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將這份報告的英譯本送給我參閱。我細讀他這份報告，知道了國共兩黨黨員在
廣州合作的情況，他們一致動員民眾，支持孫中山先生，擊退陳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兩次進犯，使廣州轉危為安。我覺得他這份報告並無宣傳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實資
料。
初期的國共合作，確是鑑於大敵當前，為了共同目標，同甘苦共患難，攜手向前奮鬥，
兩黨間的磨擦那時還未暴露出來，即使有，也是很輕微的。我目擊當時北京國民黨發展的情
況，又證以廣州的實情，也覺得中共黨員跨有兩黨黨籍，暫時還不會引起嚴重糾紛。
由於這些演變，我對國共合作的前途是較為樂觀了。我根據鮑羅庭供給的資料，在《新
民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廣州的新氣象》的文章。這篇文章雖沒有論到國共合作的問
題，但主旨是號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並以廣東的實例為證；認為不同黨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個共同的革命事業上大公無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國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國》雜誌是北京國民黨組織的機關刊物，由范體仁任主編，他並不是共產黨員。我這篇文
章是應他之邀而寫的。
我發表這篇文章是頗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贊成國共合作的意向，一掃前此認為我反對
國共合作的誤傳。北京的同志們和朋友們看了我這篇文章，都認為適合時宜，態度正確。後
來，廖仲愷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曾稱讚這篇文字，認為最能體現國共合作的真
義。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的時間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國民黨組織應選舉三個代表出
席，我被推為候選人。我是候選人中唯一的共產黨員。李守常先生極力主張我去出席。他認
為這樣對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們兩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討解決。其他的中共
同志們認為我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也支持這種主張。
我初意想辭謝代表的任務。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鐵路工人方面。這時各鐵路工會的秘密小
組正在發展之中，籌備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罷工一周年紀念日）在北京秘密舉行一
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如果我到廣州去，將耽誤這一工作的進行。再則我不願擔任國民
黨方面的職務，我主張北京的中共組織應推選一位將來能擔任國民黨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這些理由未為同志們所接受。一致表決了我為候選人。
十二月間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選舉大會，到會者近兩千人，全場擠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數票當選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釗先生經由上海赴廣州。停留在上海的時候，中共中央曾邀
請我們兩人參加中央會議，討論我們去廣州所應採取的態度。當時中共中央正為國共合作在
各地的發展表示樂觀。李大釗先生在會議上報告國民黨組織在北方發展的經過；聲言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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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共同志間已無歧見存在，稱許我這次能夠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團結一致的好現象。陳獨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議由我們兩人會同已在廣州的譚平山、瞿秋白等組織一個指導小組，以指揮
出席國民黨大會的中共黨員。
我當場辭謝了這個指派，我說，我將不能等待國民黨代表大會的終結，就要先行趕回北
京，並說我不適宜於代表中央，因為我仍不贊成多數中共黨員擔任國民黨職務的這一作法。
陳獨秀先生未置可否，隨便談了些別的事情。結果，這個指導小組的責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釗先生手上。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達廣州。當時的廣州並看不出甚麼新氣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紅綠標語而外，長堤一帶仍布滿了“談話處”①。大家忙著大會的籌備工作，宴會
非常頻繁，情況有點像大家庭辦喜事一樣。
我和李大釗先生到達廣州的第二天，孫中山先生便在設於士敏土廠的大元帥府接待我們
和另外新到的十幾位代表。孫先生將他親筆擬訂的建國大綱給我們傳觀，徵詢我們的意見。
我當即起而發問：“先生這個大綱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