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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農協並無武裝鬥爭的準備。它雖擁有以萬計的挨戶團，以十萬計的梭鏢隊，但武器
落後，組織也不符合軍事需要。農民武裝本是富於地方性的，當時湖南一般農協的工作者，
只著眼於利用這些單薄的武裝來保衛他本鄉本土的農協，無論在物質基礎上或訓練指揮上，
都沒有形成戰鬥部隊的打算。中共湖南區委也不重視強化農民武裝的工作，沒有盡力動員軍
事同志去掌握這些農民武裝和形成有效的指揮系統。所以後來在中共內部檢討工作時，湖南
農協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評：“鬥爭確是激進的，武裝準備卻是落後的。”
這個擁有全省人口半數以上的農協所掀起的驚天動地的農民運動，竟受到了駐守長沙的
許克祥團長所轄約一千槍桿發動的馬日事變的打擊，就開始土崩瓦解了。這股農運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發似的奔騰而來，轉瞬之間又頓告消沉，其間的因果關係，實非偶然。中共從這
個慘痛經驗中，學習了“唯有武力才能對付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共此後銳意建立紅軍，堅
持游擊戰爭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農運基礎，也就轉化為後來游擊戰爭的基礎了。
①見陳獨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頁至四五八頁。
②農民運動決議等全文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九十六頁至一一五頁。
③詳細數字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二
五八頁至二六二頁。
④見前書第十八頁。
⑤見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十八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這是中國共產黨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宣言聲明決定的（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農民運動》，第三二三頁）。
⑦湖南周圍各省的農運不若湖南的發達，可從鄰近幾省參加農協的農民數量看出一個輪廓。依據農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調查編制的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全國會員的總數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廣東只有
七十萬人，江西只有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十七人，廣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見一斑了。
⑧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
⑨關於開除劉岳峙國民黨籍一案的經過，李銳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見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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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引同書第二八六頁—二八七頁）一文所記，雖因立場關係，有些歪曲事實，但可供參考。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
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藉此可以強
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
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只如此，要人們
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
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
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面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有的則認為只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
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麼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
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
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
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
他執行的雖是史達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
上海來到武漢，有一天與我在漢口江邊散步閒談，曾盡情吐露他胸中的積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贊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運用之於中國革命也是很恰當的。
他認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是甚麼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他批評鮑羅庭的聯唐反蔣政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立發展工農運動，使之成為工農蘇
維埃，到適當時期取武漢的左派政權而代之；決不要做那些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種不名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