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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
毛澤東也正在那裡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
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
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
奇蹟。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面。十一月間，我就有計劃的將邊區政府主席職
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
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
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
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
頭十足，藉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
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伍修權
的態度竟有些改變，他遇事向我請教。為甚麼有這個改變，我始終不明白。這也許有多種原
因：其中的一個似是伍修權研究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們所提議辦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並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鏡所觀察的可比，顯然不是甚麼“反黨陰謀”；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擾，並不一定合理，有些顯有偏見。
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我逐漸把它轉移到伍修權身上。首先請他代替我和張聞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機關首長接頭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我指出這對他自己固
然是駕輕就熟，對工作進行自會較為順利，他欣然允諾。這件事解決，對我來說，真是如釋
重負。接著又將其他各項我所應當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漸由伍修權代策代行。
伍修權很熱心工作，連升三級，邊區政府整個工作完全由他處理，他表現得有點躊躇滿志。
而我正感輕鬆，為我後來脫身出走，準備了條件。
這件事同時也證明那些陰謀的獨裁者，妨礙我正正噹噹的做邊區政府主席，甚至連我在
邊區政府做一個苦力，他們也不放心。他們要我作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擺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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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時即使我做一個安份的傀儡，恐也難逃清算鬥爭的災難。毛澤東對意見不同者的陰毒，再加
上史達林反托派的瘋狂，實在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凍的時候，王明、陳雲、趙雲（即康生）三人坐著
一架蘇聯的軍用運輸機，自莫斯科飛返延安。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蘇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
條約，接著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蘇聯派
人在迪化、蘭州等地協助管理空軍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經由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
飛返延安。
當時南京已失手，國民政府正遷往重慶途中，中途停留武漢，因而武漢一時成為臨時首
都。周恩來為了要趕往武漢，在王明等到達前的幾天，自山西前線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來正在為的辦公室談天，忽聽見飛機聲，雖沒有警報發出，我們也頗疑為日機前來轟炸，
因而出外觀看，一架飛機出現在天空，繞著延安城，越飛越低的債那裡打圈子，似是尋找機
場。我們兩人即向飛機場走去，途中我問周恩來是甚麼人物來了，他答說到了機場就知道，
似乎他也沒有預先得到消息。
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
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裡面載的是甚麼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
明等要來，毛並未公布；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
所談都是高興的事。我已有八年沒有看見王明，陳雲大約十二年沒見，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敘起舊來，材料當然特別多。這種歡欣鼓舞的氣氛，似乎以前延安從未有過。
座中，不記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後莫斯科與延安間可否通航，以便運輸大批武器和軍用
物資來延安。毛澤東聞言大感興趣。王明立即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
境內，只供國民政府調遣；他們這次乘空軍飛機來，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動。王明繼續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