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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也還沒有執掌政權的經驗，更沒有掌握軍事實力。中共黨員還沒有任高級軍官的，
在國民革命軍中，也多系負擔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視為軍中的附屬品，未能直接掌握軍
隊。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我們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國民黨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強中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接著我要求在廣州的同志們不要將中共中央的政策，視為退讓的政策；應認識到這是中
共自謀獨立發展和鞏固國民革命陣線所必要的措施；不應要求修改，而應切實執行。而且在
這次（第二次）國民黨代表大會中，我們應一致主張建立一種國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來處理問題。最低限度要將汪蔣合作的領導重心，在制度的基礎上鞏固起來，
便不受外間挑撥的影響。
我還提出了三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消除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狀態；
這兩個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併為一；二是應主動的謀求省港罷工的結束；如果罷工委員會一時
不能結束，也應在國民政府法律範圍內活動；三是我們要求國民政府採取更明確的政策，支
持農民運動的發展；改組各地地主民團的武裝，使之成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農民的武裝，以
清除各地的武裝衝突，並滿足農民減租減息的經濟要求。
我曾向鮑羅庭說：“開除西山會議派和使中共黨員增加在國民黨中央的比重，並不算是甚
麼真正的革命進攻；如果能實現我上面所說的各點，特別是使農民勢力在鄉村中居於優勢，
才是實際的革命進攻。”
鮑羅庭並未答覆我的問題。廣東區委同志們似不願捲入我和鮑羅庭之間的辯論，沒有人
多發言，就散會了。事實證明廣東區委的多數負責同志是站在鮑羅庭一邊的；他們尤其反對
中共中央與孫、葉、邵等人所取得的協議，認為是對右派退讓的明證。他們雖不視我為退讓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覺得我多少對廣東情況有所了解，並寄予同情的人。但總感覺我的
意見，含有退讓的氣味。
張太雷向我所說的話，似刻畫出鮑羅庭當時的處境。他指出鮑羅庭在這裡與汪蔣等人一
同奮鬥，相處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況下，只有鮑才能平息國民黨內部可能發生的矛盾，穩
定現有的領導。不過近來鮑羅庭精神上頗感不安，在處理廣東各項問題上，往往遭遇困難，
又被右派所反對；而莫斯科和這裡的一些俄國軍事顧問，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現在中共
中央的決定更使其大傷腦筋。他還進而說到鮑羅庭在這裡花了兩年工夫，才把廣東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個人來接替這個顧問職務，是很難有適當人選的。
我曾向張太雷保證，中共中央並沒有要撤換鮑羅庭的意思。我自己來廣州一切首先就商
於他，也是為了尊重他。中共和孫、葉、邵等人的協議，也強調要他們遵守孫先生聯俄容共
的既定政策。這些似乎都不致使鮑產生不安於位之感。但張太雷仍感不滿足。他指出西山會
議公然開除鮑羅庭、汪精衛和中共黨員；因此，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應首先來一個示威性
的反擊；其中一項是應造成熱烈擁護鮑顧問和汪蔣領導的氣氛。他認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
孫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體的要求他們擁護廣州現有的領導，是十分不夠的。
這時，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開幕，而中共對此所應持的政策，我們—中共中央與
鮑羅庭及廣東區委會之間—迄未取得協議。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與國民黨中派有所協議，
自不能中途變更。在鮑羅庭方面，又認為這是退讓，須予修正；而在時間上又已不容許往復
協商。我這個當事者處在夾縫中，只有使這種歧見不過份暴露於外而已。
孫文主義學會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從速解決。但陳延年等總覺得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黃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較早的組織，而孫文主義學會卻是未經正式許可的新右派的產物；如果這兩個
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併，都不免是讓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對我的主張，似採取拖延的辦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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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曾向我解釋，這件事要等在黃埔負責的周恩來回來後，才能處理。那時周恩來正在汕頭兼任
東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來廣州。陳延年認為他深得蔣介石將軍的信任，兩個團體的
負責人對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蔣提出處理辦法是較妥當的。
其他如結束省港罷工問題，這是廣東方面不能單獨解決的。果如鮑羅庭所說，那時香港
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來廣州，試探解決的途徑。這種談判因雙方意見距離甚遠，拖
延時間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的時候，香港方面似覺得已無談判之必要，便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