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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立場等等。他並指出托派內部意見不一，派系甚多，但陳獨秀先生和其他多數重要人物
主張與中共恢復合作。他還說明陳獨秀先生等是堅持抗戰的，贊成中共現行抗日民族統一陣
線的策略，認為國共既能恢復合作，社會主義的老同志們更應重新團結在一起。我表示歡迎
陳先生的這種意向，要羅漢徑與毛澤東商談。
毛澤東同情羅漢這種活動，覺得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根據羅漢的表
示，就與托洛斯基的死硬態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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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毛還說到從前我們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錯誤，現在史達林老在鬧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我們。現在我們是脫節
一切力量抗日，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嘗不可一起抗日。
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也只好遵照實行。張聞天和羅漢多次商談的結果，形成
了十九個條件；其主要內容是托派堅持抗日，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現行政策，在言
論上和實行上均將有明朗的表現；托派中願意恢復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已經
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復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採取敵視態度。
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
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
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
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惡劣
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貼的日本間諜。
我們曾自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
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
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史達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
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
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為了這件事，王明還發了一篇大議論。他向我們說明了蘇聯肅清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的
經驗教訓，指出聯共內被整肅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國罪都是證據確鑿的。他說根據這個經驗，
任何黨員，不管他對共產主義信仰多深，過去有過多大的功績，只要有反黨傾向，就可能走
到叛黨叛國。他又說到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曾利用各種機會，陰謀反對蘇聯和聯共；甚至
利用清黨，故意製造供詞，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說史達林瘋狂的清黨曾殺害了很多同
志，反說是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實施陷害，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說明在原則上中共決不能與叛徒恢復合作。他指出資產階級的政客們，蔣介石及其
黨徒們，和法西斯蒂黨徒們，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他們反攻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不
能直接影響共產黨內部。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我們可以與這些原非同類的人物，暫時的或較
長時期的合作。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人較為接近，一直阻礙共產主義的發展，是我們最危
險的敵人。至於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黨派系和傾向，與共產黨更為接近，腐蝕
我們的內部，是較社會民主主義者尤為危險的敵人。清算這些叛徒，在使共產黨淨化這一點
上，史達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也是史達林理論的精華。
王明還進而主張加強對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他說明聯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此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只是
我們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了。因此，現在決不是與陳獨秀恢復合作，
而是加緊反托派。在抗戰時期，必然有些叛黨或離開黨的分子，企圖再行混到黨里來，我們
絕不能寬容他們。現在黨內有過反黨行為和思想不純正的同志們，黨對這些人也不應輕輕放
過。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
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