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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海學生領袖的顧谷宜是這個小組織的主要領導者，蔣經國也是領導分子之一。那些領導
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塊，到莫斯科貧民區的一個小中國餐館內，大吃一頓。表面看來，似
是這些公子哥兒，為了要吃中國菜飯，荷包里有幾個錢，就縱情享樂一番，實際上，他們卻
在那裡進行反黨陰謀，和華僑以及中國使館有關係者勾結。
我們曾將這件事交由周恩來處理。周恩來調查的結果，覺得所謂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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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存在。因此，這個小組織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時，“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後轉送
到其他的學校去了。如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早已轉送到列寧學院去；朱務善、左權、
蔣經國等，則轉送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去了。雖然如此，中大內反米夫的活動仍是繼續不
已。
中大學生不斷批評學校當局領導的不當。的確，這間年輕的學校，一切因陋就簡。米夫
這班人，又缺乏辦大學的經驗。他們指責米夫不能改善學校狀況，只知壓抑自我批評，動輒
給批評者戴上一頂帽子，不說他們反黨，便說他們是國民黨分子等等。這些不滿米夫的分子，
往往向共產國際及俄共監察委員會控告米夫。多數同學稱陳紹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當
翻譯，拿高薪，借著米夫的勢力，專門做小報告，打擊同學。
中大所發生的事情，迅即成為米夫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一項主要爭執。共產國際六次代
表大會以後，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外，鄧中夏、余飛代表中國工會為駐赤色
職工國際的代表，王若飛代表中國農會為駐農民國際的代表。我們這五個人，合組為一個中
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對於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滿。在米夫看來，
中大內部的事，應完全由任校長的他負責處理，中共代表團不應干涉。而中共代表團看來，.
中山大學學校當局，只應負教育方面的責任，關於學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別，和那些學生
應派回國擔任何項工作等事項，則應由代表團考查處理。
中大是由多頭管理的。從教育的體制方面說來，它屬於蘇聯政府教育部所管轄。從黨的
系統上說來，中大黨員支部局，則屬於俄共莫斯科市黨委會下的一個區委所管轄。又因它是
為中共所辦的大學，所以又要受共產國際中國部的指導。同時，學生多數是中共黨員而不是
俄共黨員，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要去過問中大的事，共產國際與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絕。
我和瞿秋白、王若飛都不願多過問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捲入是非漩渦。鄧
中夏與余飛兩人卻經常到中大去，在那裡進行考察。因此，鄧中夏與余飛曾與中大當局發生
過許多次的爭執。主要的爭執之點，是關於學生的甄別問題。如工人出身的李劍如、余篤三
等，領導過大部分學生，反對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鄧中夏余飛看來，他們都是好同志，而
學校當局，則認為他們是反黨分子。在學校的壁報上，常有批評中共領導的文章，在鄧中夏
余飛看來，是破壞中共領導威信的不應有的舉動，而學校當局則認為這是正當的自我批評。
學生們也往往將我們代表團不滿學校當局的話傳播出去，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事都
使米夫大傷腦筋。
九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枯西寧似曾聽到一些消息，和我談到關於中共和中大的一
般問題。我向他表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和中大校長由米夫一人兼任，並不是件好事。因
為負責指導中共任務的人，最好不多參預中共內部的糾紛。而中大校長這一職務，卻不能避
免這一點。因此有不少中國同志，認為米夫越權干涉中共的事。他聽了我的話問道：你以為
甚麼人來擔任中國部的職責最好？我答：我簡直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約在那個時候，瞿秋白向枯西寧提出撤換米夫的建議。他事先沒有和我談及，也不知道
我已和枯西寧交換過意見。枯西寧問他誰可繼任中國部長，瞿秋白推舉鮑羅庭。這些事後來
都給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譏笑瞿秋白與鮑羅庭的關係，認為他推薦鮑羅庭，根本違反
共產國際路線。同時，我們兩人不滿意米夫的控訴，曾大大加深米夫與中共代表團的隔閡。
米夫等雖對我不快意，但也覺得我在中國學生中有較大的影響力。當時各校的中國學生，
頗有不安於學習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學習狀況，或要求派遣回國工作。米夫等有時只好請我
去向學生解釋，我認為使學生安心學習是一件應做的事，因此，也樂於接受這種邀請。我常
常在晚間被送到郊外的軍事學校，向中國學生們演說，我沒有機會詳問學生們的情況，只是
鼓勵他們安心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