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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運動中最賣力的一個，他們認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實行家，也曾被鄧中夏戲稱為“學
生要人”。
然而我這個“學生要人”畢竟還只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仍不願過分捲入政治活動的
漩渦里去。我認為只有五四運動是我必須參加的一個緊急的愛國運動，其他並不想多所過問。
此時我的主要努力還是在完成我的大學學業，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北京學生聯合會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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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繼續活動，對於抵制日貨和聲援十月間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被地方當局壓迫
①，以及十一月間福州學生因抵制日貨被日本浪人殺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動仍是特別起勁；
但北京各學校一般同學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之下，大
體上已經恢復了正常上課的狀態。同時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課去了。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
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我除了每星期參加一次平民教育講演
以外，雖然同學們認為我是學生運動的識途老馬，常要我參預其事，但我總是婉詞推脫。
十二月間一個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幾名警察來到曦園，奔向我的住房來逮捕我。那時
正輪著我在廚房燒飯，由於同學的暗示，我知道禍事又臨頭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頭部，
裝著若無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們搜查了一陣之後，失望的退去。這顯然是被我的臨時
化裝瞞過去了。到了五點鐘，同住的同學們出去詳細查察，確認暗布在曦園四周的警探們已
經離去，才護送我到沙灘北大第一院，把那裡當作暫時的庇護所；因為警探們究竟不敢公然
闖進學校里去抓人。
我見了蔣夢麟代校長和學生會一些負責人，商量應付的辦法。我們認為警察這次行動，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壓力，又一次對學生的報復和鎮壓行為。相信列入黑名單要拘捕的
學生人數還很多。於是我們決定，為了避免學校再受打擊，所有可能被捕的學生都暫時躲避
起來。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動，作為在京同學的聲援。於是我和羅家倫同學以北京學
生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曉，我和羅家倫不敢在前門的東車站上車，繞道永
定門，乘著城門剛剛打開的時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裡的一個小站上搭上火車，悄然南下。
以租界為中心的上海是比較自由的，租界當局似乎也不願多干預中國內部的內爭。那時
中國內部政局是複雜極了；大體說來，北京政府勢力範圍內直皖兩系之爭日益加劇。段祺瑞
和他的安福系控制著北京的政權；總統徐世昌則與直系軍人暗中結納以示對抗；關外的張作
霖因不滿段的親信徐樹錚也開始與直系攜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國務總理靳雲鵬與西北籌邊
使徐樹錚的權力之爭。在廣州的南方政府，有閒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與七總裁③之一的岑春
煊間的爭執；此外廣州還有甚麼掛系、粵系、滇系等等的明爭暗鬥。上海是南北和會會場的
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軍閥進行各式各樣政治買賣的中心。這裡又是全國輿論的樞紐，
全國性的民眾團體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都設在這裡。因此，各地民眾團體的代表和學生代表也
都川流不息的來到這裡。
那時，反對北京政府並對學生運動表同情的主要有三個派系。第一是孫中山派。這一派
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說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軍人和政
客。直系中後起之秀、時任師長的吳佩孚駐紮在南北要衝的衡陽，一面與南方聯絡倒段，一
面發出許多電報同情民眾反日運動，表現得似乎是一個十足的反日愛國軍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間我們到達上海。我和羅家倫在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會議席上陳述北
京政府壓迫各地學生、禁止抵制日貨、有直接與日本交涉出賣山東的危機，要求全國各界一
致向北京政府抗爭。這主張受到國民黨人的反對。民國日報的邵力子和其他國民黨的代表們
表示：我們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我們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無異於變相的承認它了。
我們指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打擊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時並進的。而且從具體事件反對北京政
府，更是動員民眾徹底反對它的應有步驟。但他們堅持立場，而且懷疑我們對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們所強調的是與北京政府絕交，全國民眾抗納捐稅等等。其實這種急進的意見，在
北京政府的統治區域內實在甚難做到。
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
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對象。作為吳佩孚之友的孫洪伊因此
成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時竟有大孫（指孫中山）小孫之稱。但在我們與他多次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