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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恐怖滋味。李立三這時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妝，顯然是比我要闊綽些，他裝扮成一個富商的姿態，也有點像一個花花公子。我們當時在
李維漢（任瞿秋白中央組織部長）的住所內會見，談論我們如何住下來的問題；又重新聽了
一遍由李維漢告訴我們應注意的種種保密事項。
李維漢告訴我們：中央已經在英租界的重慶路一條橫巷內，租好了一層樓的房子，準備
給我們居住。經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訴房東，是準備給新來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們以旅
客的姿態搬進去，一點也不可露出形跡。我們聽了他的話，隨即商談，以何種身份搬進去，
如何應付環境。我那時容顏顯得相當憔悴。於是，裝成一個來上海就醫的有病教員，李立三
則權充我的弟弟，系一間銀行的高級職員，陪同我來上海醫病，並順便做做買賣。我們這樣
商定後，李維漢從旁欣賞著說：“像得很。”
我們搬進了這所中共中央的“高級招待所”，這是一幢兩層樓的單獨洋房，房東住在樓下，
我們住在二樓。這層樓有六個房間，相當寬敞。各房間內，都早經布置了一些租來的家具。
我們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覺怎樣？”如果有同
志來往，也要談上一些有關我的病狀，似乎都是一些來看病的親友。弄得房東都在那裡推測
樓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罷！李立三卻是好動的人，在家裡耽不住，不管風聲怎麼緊，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陣。有時，一個人去看電影，倒也很像一位忙於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閒居在那裡，似是等待處罰的機會主義者。瞿秋白避不和我們見面，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不和我們談黨的政策問題，甚至也不要聽取我們關於南昌暴動經過的
報告，由於我們的要求，那些委員才對從流沙逃出來的同志的安排問題，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發給我們閱讀的，主要是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①。我們對於這個文件，讀了又讀，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讀了這個文件，才明白為甚麼在汕頭的時候，張太雷要我們離開部
隊到上海來，和不要譚平山再當委員長；原來我們都被判定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非
要進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進而指出：這是一篇富於煽動性的文章，看來不免有許多武斷
的地方。可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的決議。現在這個文件中說，我們
違反了共產國際這個決議，不知道我看過沒有？我回答說：我也沒見過，應當找來看看。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雖未明白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但確是中共進入蘇維埃運動
時期的先聲；也為中共以後接二連三的盲動主義的錯誤種下了根苗。中共在國共合作時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甚至在馬日事變以後，仍然為了維持這一聯合戰線，一
味讓步。共產國際也為了避免這個聯合戰線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動的指示。這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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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件卻正好相反，它說明“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的觀點是不正確的”。②繼而，
強調階級鬥爭，它還將對外與對內的問題混為一談；認為“封建制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
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
壓迫所依據的支柱。”③並沒有提出中國革命的反帝的具體任務，因而也不重視民族的聯合戰
線。
其實，半殖民地的中國，並不因蔣介石的勝利，脫離了殖民地化的危險。廢除不平等條
約，驅逐外國勢力出中國，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涵。中共在西安事
變以後，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蘇維埃和紅軍，停止土地革命，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時所未了的革命任務。對於共產國際這個或那個的死板的革命公式，這似乎是
一個殘酷的歷史諷刺。
平心而論，當時檢討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本有其必要，但八七會
議告黨員書卻是像瞿秋白自廬山回武漢時對我講的那樣，只是一篇滿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這篇聲討機會主義的洋洋大文，是手執上方寶劍的羅明那滋的傑作。他那個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義者，在行文中也難免偷運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貨”。在羅明那滋的筆下，仿佛中共
黨員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難免有乖於一
般的邏輯。他戴著“左傾”顏色的眼鏡，仿佛像中共這樣一個幼齡的黨，是不會有左傾蠻幹
的舉動的。因此，他特別讚揚左傾的舉動，這就鼓勵了盲動主義的發展。但在具有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