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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同時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還有駐守鐵路總工會的兩位幹事。彭永和是學生出身，
主管收發工作，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莊的鐵路工人，在總工會中管理庶務，經常是伙
夫裝束。還有《新民國》月刊的主編范體仁也被捕了。我們五人以我的情節最重。他們首先
將一副九斤重的對付死囚的鐵鐐將我雙腳扣住；關在一個偵緝班的屋裡。其他四人則分別囚
在別的監房。
審訊由當天正午開始。他們著重問的是有關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
以後才發生的。當作禮物被送到顧家去的木盒子，經他的僕人打開後，炸彈雖炸爆炸了，但
遺留下來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紙張，以及紙張上所寫的字跡。他們就企圖從這些木片、
紙張和字跡中找出犯罪的證據。
偵緝處承辦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乾的。他們根據這個假定，偵查
的結果，發現我恰恰在此時到上海去了，因而懷疑是我乾的。他們偽造了一些木片和紙張，
硬說是在我住房裡搜查出來的。他們從我們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對炸彈包裹上的
筆跡。
我寄押的房間中住了一組十二個人的偵緝班。這些偵探都能閱讀報紙和寫簡單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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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似是偵緝隊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們佩帶短槍，日夜監視著我，但也與我攀談，企圖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綻，特別要我寫這樣，寫那樣，那個拿個白紙扇子，要我題字；那個又來
問我某某成語如何寫法。但他們這些企圖，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在第一天就泄露，
在這次搜查中沒有發現和炸彈包裹上同樣的字跡，使他們甚感苦悶。他們又透露，他們所以
如此熱心的偵察，是因為顧維鈞出了十萬元的賞格來破案。
那天，審問開始時，處長高某首先問我：“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嗎？”我回答說：
“我從來沒有這一類的木片。”他又問：“這些紙張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來的，是嗎？”我
看了看那些紙張，又回答說：“我抽斗中從來沒有這些紙張。”接著，他拿著許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問我，是甚麼人寫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說：“寫字的人已簽有名字
在上面，你們可以自己看。”
他們這樣漫無目標的亂問下去，我有點不耐煩了。我反問他們：“你們問這些不相干的
話，到底是甚麼意思？”那個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這個‘亂黨’，反正是該死的。現
在又犯了炸彈案，還不快招嗎？還要我們費事嗎？老實告訴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點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著辦吧！”
他們企圖從我口中逼出有關炸彈案的口供；我卻乘機向他們解釋，我說明我根本不贊成
暗殺，因而決不會做這類的事。我也告訴他們，不僅我個人如此，國民黨和共產黨人都是不
贊成暗殺的，黃復生、汪精衛刺攝政王的故事已過時了；我還譏笑他們的假設是走錯了道路。
這樣審問下去，情況似乎逐漸對我有利了。他們當初懷疑我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後才離開
北京的，但從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證據中，證明我離開北京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前約一個
星期。偵緝處雖然偽造了木片紙張等無關重要的證物，但始終無法偽造我和同志們的字跡，
也問不出那裡來的炸彈和誰是送炸彈的人。這使他們覺得對付這些社會上有聲名的知識分
子，究竟證據不夠充分，不能強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顯然十分熱衷於十萬元的賞格，沒有證據也想打出一些證據出來。他許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嚴重的一次，是將我勒跪在一堆鐵鏈子上面，大約有半小時之久；跪得我
滿頭大汗。左右還站著幾個法警，拿著很粗的木槓，準備將我的雙腳壓住，讓我嘗嘗“睬槓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嚇，怒
目高叫：“你這小子，還充好漢。馬上一踩槓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滿臉殺氣，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審訊的時間愈長，他愈無法支持；
原來他的鴉片菸癮愈發愈厲害了。坐在他旁邊的那位張副處長便乘機請處長休息，改由他繼
續審訊。高某雖然還是滿口粗言穢語，卻身不由主溜到後面去了。張副處長看他去遠了，便
對我說：“你跪著不好說話，起來罷！好好的直說！”於是，由兩個法警扶我立起來。我受此
刑辱，憤怒萬分，仍是一言不發。張老頭兒只好又說：“你去休息休息再說吧！”
每次審訊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維持一個鐘頭，就要回到他的鴉片煙榻上
去；再由張老頭兒接替審問。而張老頭兒的精力也不夠實施疲勞審訊，因為他究竟是上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