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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青年王會吾。樓下三間，一間是客廳，一間由青年作家李達住，還有一間空房正好給我住。

　　  我雖抱有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意向和熱情，但還只是一種空洞的想法，是偏於興趣方面

　　  的，還沒有以這一運動為終身事業的堅決打算。因此我住在陳家的最初幾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辭去了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總幹事的職務，並與黃介民等舊友酬酙頻繁。這使陳

　　  先生等有點不耐，陳太太甚至譏諷我交遊太廣，也許是為了找女朋友。這些自然是不盡合乎

　　  事實的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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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一冊

　　  大約快到七月底，我才與陳先生慎重其事的談起李大釗先生的意向。他開門見山的說：

　　  “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

　　  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他滔滔不絕地說明這種主張的各項理由。我聚精會  

　　  神的傾聽著他的高論，有時互相附和，有時互相質難。這個主張從此就成為我們多次談話的

　　  題目。

　　  陳先生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此時充當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確實具有多方面的特長。

　　  他是中國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學深思，精力過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間是他閱讀和寫作

　　  的時候，下午則常與朋友們暢談高論。他非常健談，我住在他家裡的這一段時間內，每當午

　　  飯後，如果沒有別的客人打擾，他的話匣子便向我打開，往往要談好幾個鐘頭。他的談吐不

　　  是學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勝。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後層出不窮的發問，不厭其煩地

　　  去求得他認為最恰當的答案。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

　　  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

　　  到他沒有考慮周到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他雖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對於中國文化植根甚深的學者。他極富懷

　　  疑與批評的精神。他曾多年從事文化工作，文筆生動鋒利。他嚴厲批評孔子的綱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為等人的尊孔主張，以及一切舊思想和舊傳統。他提倡文學革命，發揚科學與民主的

　　  精義。凡此一切雖大都導源於西方文化，但他能融會貫通，用以暴露中國固有傳統的腐朽面，

　　  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①。到這

　　  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的信仰馬克思主

　　  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但進而組織中國共產黨，則確是由於他自

　　  發自覺的挺身向前。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無保留的。他常強調要以馬克思

　　  主義為藍本，恰當地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

　　  他雖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於世。但他早就  

　　  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活動分子。辛亥革命時，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書②。他似未加

　　  入同盟會，但一直與當時的革命黨人及左傾文人交遊，也曾因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他不是一

　　  個特出的政治家，卻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政論家。他的信仰寫克思主義和組織中國共產黨，主

　　  要是由實際政治觀點出發。換句話說，中國半殖民地的處境和內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個人

　　  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走上國際共產主義的道路。

　　  關於為甚麼要組織中國共產黨這一點，我們談論得很多，涉及的問題也很廣泛。就我記

　　  憶所及，主要是下列各點：第一，社會革命的內涵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窮苦人民的自求解

　　  放。以中國實際狀況而論，就非走馬克息主義所說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不

　　  可，證之俄國革命的經歷也是如此。第二，我們覺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所領導的革

　　  命運動不夠徹底。而無政府主義又過於空想，沒有實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議會政

　　  策又不能實現於中國，因中國在可見到的將來不會有良好的議會制度。第三，未來的中國共

　　  產黨仍應從事新文化運動、反軍閥運動、反日愛國運動等；只要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去適應

　　  的進行，就沒有說不通的道理。第四，不應顧慮共產主義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場上，應

　　  當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終目標，長期努力來促其實現。要講革命—不分主張

　　  溫和或急進—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慘酷的鎮壓，現在我們進而組織共產黨，在舊勢力

　　  的心目中也不過是在十大罪狀中加上一條“共產公妻”的罪狀罷了。第五，中國工業不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