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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第三第六軍有些將領，覺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領導，他們更不能獲得與第一軍平等的待
遇。實力較雄厚的第四軍原系粵軍系統一脈相傳下來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擠廣東人”
的反感。一般說來，受到打擊的汪氏是獲得較廣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龍無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觀望，僅僅發發牢騷而已。
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們，對這一事變更是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聯絡各方勢力，予蔣氏以
反擊。也有人責備廣東區委專支持蔣介石，視黃埔為軍事建設的中心，忽略了各軍的平均發
展，以致釀成今日的局面；當時在廣州的毛澤東就有這種看法。惲代英等更認為這一事變證
明中共在國民黨內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產；亟應改弦更張。但一談到目前應如何做的時候，
同志中則多覺得現在並無足以領導反蔣的人，也沒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實力者。如果要中共采
取主動來抑制蔣，則不特力有未逮，對國民革命的前途也並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們事實上已對蔣採取了讓步政策；為蔣氏所不滿的季山嘉已
離開廣州。據熟悉內情的周恩來和張太雷告訴我，俄顧問們是要等鮑羅庭回廣州來設法亡羊
補牢；當時俄共派來廣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餘人也於三月二十四日離粵回國，他們行
前曾向蔣氏表示繼續合作的意向。留駐廣州的俄顧問們對蔣更表示恭順，似是順水推舟，促
成蔣氏成為中國的拿破崙。
在這動盪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提出一個簡明的方針來應付。在
中共廣東區委會緊急會議上，我曾報告中共中央根據全國政治形勢，決定採取妥協的政策；
要求同志們一致遵行。對蔣應表示讓步，同志們對外的言論和行動不可再有參差。我的這種
建議獲得了他們一致的支持。
接著，我由周恩來陪同去看蔣介石將軍（時間約在我抵廣州後的第三天），與他直接談判。
黃埔是我多次到過的地方，也在那裡向學生們講演過。這次舊地重遊，有點今非昔比之感。
蔣氏很客氣的接待我；我們一面談話，一面共進午餐。
我首先告訴蔣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來看望他的。說明中共始終支持他，希望彼此仍
能精誠無間的合作；使廣東局面更加穩定，進而達成統一全國的革命願望。蔣氏也表示了類
似的意向。我進而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外間都希望他能與汪繼續合作，不知他對此有何意見；
二是黃埔同學中的中共黨員一向是愛戴和服從他的，他們犯有錯誤，不知道他將如何教導他
們。蔣氏對第一個問題，沒有具體的表示；對於第二個問題則說：“黃埔學生中的中共黨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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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是我的好學生，我素來愛護他們，一定要重用他們的。”我們的談話在輕鬆氣氛中結束。
我向蔣氏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原系廣東區委會上所共同決定的。蔣氏素不願意多說話，
總是保持著一種好像身負重任的嚴肅態度。他那次談話，至少明白表示了並無徹底排斥中共
的意向。至於他對汪精衛的態度，原系國民黨內部事務，我們覺得對汪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
要向蔣公開提出來；但也預料他不會有具體的答覆。
我對蔣氏這次親善訪問，使彼此間的關係趨於和緩。在那次談話後，他下令在黃埔內組
織一個高級訓練班，收容前此被調離職守的五十多個在軍中任職的中共黨員，並委周恩來為
班主任。當時周恩來的地位是很尷尬的，他被免除了黃埔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聲望大受損失；
但仍要在黃埔工作，日與蔣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們對他也多所責難；認為三月二十日
事變的造成，他要負相當責任。但這種處境，使他第一次歷練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現了他的
處事手腕。對於已往的一切，他從不加解釋和答辯；他根據我們的決定，若無其事的在黃埔
實施訓練，並處處表現尊重蔣氏的意見。
當時廣東的領導陷入真空狀態，一切隱隱然似都得看蔣氏的顏色行事。但蔣氏究竟要做
些什麼，做到什麼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確切了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任國民政府代主
席的譚延闓氏充當溝通各方意見的角色。他似不受國民政府日常事務的拘束，大部分時間都
在與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這種活動確曾對時局產生了穩定作用。
譚延闓氏與我經常保持接觸。我們假鮑羅庭的辦公處為會面地點，張太雷代任主人。譚
的政治手腕老練圓滑，他常滔滔不絕的安坐漫談，除斤斤以大局為重外，不大接觸實際政治
問題，但就在他這種談笑風生的談話中，產生了調協作用。
那時譚延闓與蔣氏過往甚密，他常花幾個鐘頭水程，到虎門去看蔣。有一次他一清早就
去了，直到晚間才如約趕回來和我晤面。他顯得很疲勞，向我說他在蔣氏住所待了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