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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組織條例，其中規定總司令應對國民黨中央負責，這是將軍權置於黨
權之下的重要表示。蔣氏雖仍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團之一，但與過去他所建立起來的權力相較，是大為削減了。
國共關係的調整，也是這次會議主題之一。這次會議所通過的《統一革命勢力案》，其決
議內容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組織開聯席會議，討論合作辦法；並應第三國際的邀請，
派代表三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商治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④。這與過去蔣氏一味限制中共
黨員活動的辦法，有了顯著的不同；不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部長職務，仍是沒有中共黨員參
加，多少還是不能擺脫國民黨二中全會黨務整理方案的羈絆。
國共關係由國民黨黨內的合作，進展到了在國民政府中的合作；這似是鮑羅庭首先提出
來的。他在到達武漢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後來共產國際便有中共黨員應參加國民政府工作
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強中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國民黨的左派同意這種主張，徐謙在
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說中，即曾提到這一點。會議又決定國民政府增設勞工、農政、教育、實
業、衛生五部，中共黨員蘇兆微和譚平山因而被任為勞工農政兩部部長。此外，會議也決定
容納中共黨員參加各省政府工作，並批准湖南民眾團體所提召開省民會議的提案。
這都顯然是國共關係的重要演變。在國民黨左派要人們看來，為了鞏固反蔣陣線，這些
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面看來，這是國共合作的進展。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
時說到“團結”左派，有時又說到“領導”左派；實際上仍將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干
事，看作是實際支持左派的行動。中共的作法是要捧著左派去反蔣，並沒有逐漸代替左派的
意向。也可以說，這些辦法是使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合作，演化為兩黨在政權中的合作；同時，
中共歷來為國共關係傷透腦筋，似乎也可以藉此得到一個解決辦法。
毫無疑問，導演這一幕的人是鮑羅庭。他的目的是要將國民黨左派和各軍首領以及中共
的工農勢力，組合成一個反蔣陣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是煞費苦心的。如中共黨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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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國民政府工作這一點，他曾向國民黨領袖們反覆解釋，強調中共黨員擔任勞工農政兩部，可
以將工農勢力納入國民黨領導的正軌之內，也可以達到糾正工農運動的過激發展。但當他向
中共的負責人方面解釋時，卻著重說明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漸增加中共在政
權中的份量，以影響國民政府左傾，並且是無產階級獲得領導權的一個途徑；從此，中共可
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國民黨三中全會是武漢反蔣運動最情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並不可能僅憑會議解決，
還須有實力作後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漢的特長，會議的決議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傳工
作也是做得有聲有色，但不免空言多於實際。實力的不夠充足和意志的紛歧，都不是一時所
能彌補的。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後，武漢方面就表現出力不從心的跡象了。
蔣百里⑤譽為“有決心的軍人”的蔣介石將軍，卻是最重視實幹的；他的獨裁意志甚為
堅強；對於如何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動的時機未成熟以前，他多少
還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認反對汪精衛；也根本不反對聯俄容共政策；更否認他有聯奉⑥聯
日⑦等等意圖。他還是以秉承孫中山先生遺志的國民黨正統自居，並表示他所反對的只是武
漢的異端。這些姿態，顯然是為了維繫他當時在革命陣營中的威望。
到了國民黨三中全會舉行的時候，蔣氏便開始他的行動了。他再也不掩飾他的反共決心；
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來對付中共和鮑羅庭。“反共”這一面旗幟，確是他在這次鬥爭中，
獲得勝利的重要關鍵。他不僅藉此團聚了國民黨內外的保守勢力，也對武漢陣營起著重要的
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爭取到列強的援助。反之，武漢的“黨權”旗幟，卻是黯然失色的。
在一般人看來，這只是國民黨黨內之爭，與他們並無切身利害關係。在一般國民黨員看來，
武漢的反蔣救黨運動，無論是否正確，總是受著共方勢力的影響。
蔣氏的反共行動由江西開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槍決
了；這是中共黨員在反蔣運動中被棲牲的第一個人。三月十六日，蔣氏命令解散擁護武漢的
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另行由他指派親信重新組織黨部。三月十九日，蔣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傾
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九江總工會。此外，福州安慶等地蔣氏勢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