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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初發動反蔣，特別是在四月間蔣介石清共之後，根據史達林意旨，總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讓步，來維持武漢左派政權。至少在鮑羅庭看來，武漢的左派政權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們已經落在海中的共產主義者，就只有抱著它作為救生圈。這位熟知行情的鮑羅庭
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要我們讓步的。所以直至最後關頭，他仍不肯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免
多犯一些“機會主義的罪惡”。怪一不得後來陳獨秀先生在告全黨黨員書中說：“黨犯了以上
這一貫的根本錯誤（作者按—這是說中共忠實的執行共產國際，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個機
會主義的政策），別的大大小小不可勝計的錯誤，自然要跟著不斷發生出來。”
知道內情的同志們曾告訴過我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經過。“八七”緊急會議是匆匆舉行的，
參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時、張太雷、李維漢等人。這個告全黨黨員書，是由共產
國際代表預先準備好，而由瞿秋白譯成中文的；在會議中宣讀了一下，就算了事。接著，中
共召集湖北幹部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的決議，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質難。他們曾問中央對於南
昌暴動的態度如何？為甚麼對領導南昌暴動的同志給以嚴重的打擊？為甚麼張國燾、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來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員受到處罰的事，有過說明。他指出：陳獨秀、譚平山兩人是八七
決議文件中公開指出來的機會主義者，應受到嚴重的處罰。譚平山可能被開除黨籍，陳獨秀
的黨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員在事實上已經開除了。至於張國燾同志，曾表示反對共產國際，
袒護過去的機會主義。湖北總工會的領導錯誤，應由李立三負責。解散工人糾察隊應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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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來負責。中共許多宣傳文件，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因此，他們也分別受到
處分。在八七告黨員書中，指出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許多荒謬的訓令，是毛澤東經辦的，應由
他負責。而且他在馬日事變後，通知湖南省委，取消農民進攻長沙的計劃，因而也要負機會
主義的連帶責任。
八七會議中，任弼時成為天之驕子，因為他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早就反對陳
獨秀的機會主義。原任湖南區委書記的李維漢，避開對馬日事變事先缺乏警覺的指責，成為
湖南農民運動的“英雄好漢”。熟悉共產國際行情的張太雷，不待說是擁護共產國際的。瞿秋
白對於過去自己的責任，是最難於解釋的。他不止一次聲言，他早就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
又能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擺脫機會主義的錯誤，進而與過去的機會主義作堅決鬥爭，
因此，他出來領導，似是責無旁貸的。
八七會議後改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蘇兆微、李維漢、張太雷、項英、向忠發、
盧福坦七人為委員。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個工人委員—項英曾在武漢做過一個
短時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是湖北的一個駁船工人出身；蘇兆微是
一個著名的海員；盧福坦也是廣東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罷工委員會的要角。此外，任弼時仍
以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的資格，羅覺則以上海區委書記的資格，經常參加中央政治局會
議。蘇兆徽擔任過一個時期中央書記的名義，後來蘇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蘇兆徽
任名符其實的中央書記。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我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這次會議是因為
南昌暴動業已失敗，須作出一定的結論；同時，八七會議究未規定今後工作進行的明確方針，
因而也須要來一個補充。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採用自下而上
的發動暴動的辦法，來實現土地革命。早已提出過的蘇維埃口號，從此成為定案。又這次會
議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正在不斷高漲，因而提出了“不斷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這就
顯明的露出了羅明那滋的馬腳。後來，第六次代表大會，曾輕描淡寫的批評這次擴大會議，
誤用了“不斷革命”這一名詞，盲動主義的傾向似也是由此發生的。
這次會議，否定了南昌暴動的意義，認為它仍然採用國民黨的旗幟是機會主義的表現，
而這種機會主義應負南昌暴動失敗之責。譚平山因而被開除黨籍，當時譚平山已從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斷絕了與中共的一切聯繫，中共中央也不給他以任何辯護的機會。不久，他在
上海《申報》上，登載了一個啟事，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共的政策，對於中國革命
來說是超時代的。
在這次擴大會議中，我也被缺席裁判，開除中共中央委員之職務；而且還有其他受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