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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中華民國’，不知道在這種硬性的規定之下，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孫先生聽了我的
話之後，不置答覆，轉而徵詢其他在座者的意見。葉楚傖表示，這一個大綱是經孫先生長期
研究而寫成的，其中一切問題必有妥善解決辦法，我們如能詳加研究，便可獲得深一層的了
解。李大釗先生表示待他詳細研讀之後，再行提供意見。於是，我們的談話便轉到交換消息
以及其他較次要的問題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確是一個根本問題。這是針對孫先生的“以黨治國、以黨建國、
以黨訓政”這些觀點而發的。尤其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大有關係，觸及了黨外合作和聯合戰
線的根本所在，我在當時那種場合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用意是要孫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孫先生和其他的國民黨要人此後從未再直接提到這個問題，但間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張多黨存在的，對於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國民黨大圈子裡的一個小圈子。
鮑羅庭那時住在廣州的東山，正忙於草擬大會的各種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裡，任他
的助手和翻譯。他常邀我們—李大釗、我及其他幾位中共代表—到他那裡去商談。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給我們看。其中有這次大會宣言的草案，由他與汪精衛、瞿秋白共同草擬的。那
時的鮑羅庭待人接物謹慎周到，態度和藹，避免與人爭論。他告訴我這次代表大會所提的政
綱，在民族主義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平等對待國內少數民族等。在民
權主義內，否定天賦人權之說，主張革命民權；即對多數人民給予民主自由，卻不給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義內，提出維護工農利益等具體條款。這些都是很顯著的進步。
鮑羅庭對於在國民革命中應允許其他革命政黨存在一點，表示原則上的贊成，但認為這
不是提出辯論的問題，而是實際做的問題。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沒有人能夠抹煞的。
多數同志都附和鮑羅庭的意見，認為這次大會是國民黨辦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這個難於解
決的問題。李大釗先生也以指導小組負責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見固然不錯，但提過一次，
就足夠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進與步表示意見，那無異是違反指導小組的決定，
而採取單獨行動了。
接著，在另一個問題上又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當時鮑羅庭所草擬的國民黨黨章草案，無
異是各國共產黨黨章的“譯本”，其中根據民主集中制所擬訂的中央和各級機構的職權、黨
員應守的紀律等等，無一不與共產黨的原則相同。我指出這些原則未必適用於國民黨，國民
黨的黨章應有較大限度的民主。國民黨一向是鬆懈慣了的，忽然之間要受到這樣嚴格的約束，
會妨害國民黨的廣泛發展和引起麻煩。對於跨黨的共產黨員來說，無異自我束縛。因此，我
主張國民黨黨章應儘量擴大民主，黨員除應遵守國民革命的政綱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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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在。這樣，跨黨的共產黨員才能立足。
鮑羅庭對於我的這種主張，有點左右為難。他不多表示意見，有時只聳聳肩不說甚麼。
他曾輕描淡寫的說：“你這種主張很有道理。但有人總覺得一個國民革命的政黨，應該是一
個組織嚴密的黨，才能負擔起它的歷史使命。”
當時中共一些同志們對國共合作的良好關係十分興奮，我仿佛成了一個專潑冷水的人。
我曾問譚平山：他預定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可是又跨有共產黨黨籍，如何能用嚴格的紀律
去管這樣眾多的黨員和黨的組織。他的答覆充滿了樂觀。他說他已擔任了這個職務兩個多月，
並未發生困難，他相信只要黨章規定了嚴明的組織和紀律，執行起來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使我只有在兩個辦法中間擇一而行。一是不顧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張，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數同志的反對和國民黨人的不滿。二是為保全共產黨員態度的一致，不如早點離開廣州，
去主持鐵路工人的代表大會，這樣雖不無閃避之嫌，但我終究能保留一貫主張，以待機會。
中共同志們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無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條路，因而我在大會沒有開幕以
前，就開始準備北返了。
當時我雖然意態消沉，但仍照常參加各種宴會。開會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孫中山先生往
往要發表長達兩小時的演說。他以遲緩而沉重的語調，講解他對大會的希望。在我所能記憶
的他所說的要點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於輕視革命黨的作用，力言當時“革命軍起、革命
黨消”這種主張的非是，證明此後應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國民黨，本革命的三民主義，完成革
命與建國的任務。他這些話常使在座聽眾大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