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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這類會黨的事？有的表示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可以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只知道在民
國元年辦過什麼工會，那是為選舉用的，每人繳一塊錢領一張會員證，到選舉的時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種“工會”後來還被袁世凱嚴厲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辦為工
人謀福利的工會，豈不麻煩更多？還有少數比較進步的工人認為工會是要辦的，可是還沒有
到要辦的時候。他們這種畏俱廠方和政府當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時可以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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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是向他們提議：不妨先組織一個工人俱樂部。這件事也經過多次的商談和說服，方
為他們所接受，後來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間才正式成立。這個工人俱
樂部成立時有一千多工人參加，通過章程，選舉職員。一位老工匠王俊當選為俱樂部的主任，
他率領著這些參加者在廠內外遊行慶祝，情緒非常熱烈。這一舉動曾使鐵路官員們大起恐慌。
後來工會正式成立，從此那些窮苦散漫的工人們開創了團結奮鬥的途徑，這也是中國共產主
義者在工人群眾中建立的第一個陣地。
①梁善濟，山西人，清末時任資政院民選議員。民國五年舊國會重新集會，梁善濟與粱
啟超、湯化龍等組織憲法研究會，簡稱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時代對政局不無影響。
第四章 與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觸
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響，但主
要仍是導源於中國內部狀況的需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一樣，不過它受共產國際
的影響更為深切。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發生聯絡、協助中國共產黨的組成、並促進其與共產
國際的關係，威金斯基實為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一個人。
注意東方和發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俄共和共產國際的一項重要政
策。這與蘇俄政權地跨歐亞的地理形勢有著相因的關係。剛開始執政的俄國共產黨不僅人手
不夠，而且多是一些工農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國和遠東的實況。但他們抱有“到東方去”的
堅強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復以後，便開始派出人員來東方作探險式的嘗試。
我第一次會見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他帶著陳獨秀先生去廣東前所寫的介紹
信，和當時接替陳先生負上海支部責任的李漢俊的信，到北大圖書館來找李大釗先生和我。
這兩封信里都曾說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談的同志。
這位年約三十歲的蘇俄共產主義者，中等身材，體格健強，目光深黯，英語說得相當流
利，發音雖不算純正，但比我的英語是要好得多。他於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國做工，革命時
回國，是最早參加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局的一個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
而是一個具有煽動力的黨人。他從不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也許因他只是伊爾庫次克局而非
共產國際本部派來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用英語會談過好幾次，多數是李大釗先生和我兩人
都在座，有時是我一個人，還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體黨員共同參加的會談。我們所談論的問
題很廣泛，如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組織原則、共產國際成立的經過、俄國革命的實祝、中
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等等。我們主要只是交換意見，而不是企圖立即得出確定的結論。
威金斯基所以能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親密的關係，原因很多。他充滿了青年的熱情，
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人物氣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並不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黃種人與白種
人，使人覺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時對於中國情形還不熟悉，也不妄談中國的實際政
治問題。他這種謙虛的態度表現在他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
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他的這種氣質表示出他確是俄國革命後的新式人物，也許這就
是他能與陳獨秀先生等相處無間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與上海的共產主義者多所接觸外，還曾會見過孫中山先生，都可
以說此行已有良好的開始。他能成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運動之間的最初橋樑，不僅由於他
一開始就找著了主要線索，會見孫中山、陳獨秀等這類人物，主要之點，還是他能與中國的
革命人物談得投機。他也和其他俄國革命人物一樣，好滔滔不絕地發表議論，有時也愛與人
喋喋不休地辯論，不過態度總是相當謙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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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我們詳談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關係。在他看來，蘇俄政府不得不與各國政府建
立外交和通商關係，而共產國際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