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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充分暴露。
我們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黨員對黨和革命的忠誠以及英勇奮鬥的表現。這是我們
重整旗鼓的資本，應當珍視和愛護。譬如陳獨秀，表現出的錯誤最多，不能執掌中共的領導，
而且應當受到指責；但他那種奮鬥精神和對中共的勞績，卻是不可抹殺的。我們嚴格檢討中
共領導錯誤的時候，決不可損傷中共的光榮。輕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會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隊，共產國際是司令部，如果犧牲了部隊，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麼用處，因此，犧
牲中共是最大的損失，決不是甚麼避重就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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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環繞著上述論點，我作了一次盡情奔放的談話，瞿秋白雖並不完全贊成我的主張，但也
覺得理直氣壯，頗有義憤難當之感。他那陰沉而慘白的臉上有時雖現出一些勉強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說法，有時也說到他自己的某些錯誤。我們議論激越，不免有情緒作用，
但由於局勢危急，無形中對我們有所約束，走回到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上來。
我們首先決定將中共中央極度秘密的遷回上海，在適當時機，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
當時，中共中央在武昌的黨員之緊急疏散工作，已經漸次就緒，第四軍正向長江下游開拔，
城防即將讓給積極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無留駐武昌的必要。我們決定此時將中共中央搬回
漢口，既可亂人耳目，又便於向上海搬遷。先作緊急布置，隨即舉行中央緊急會議，因為改
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緩了。
我們兩人在主要政治問題上，也獲得一些諒解。我曾聲明革命失敗的責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來負擔，決不要損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良好關係，在中共黨員中維持共產國際的領導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證共同要求共產國際在檢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說明在國共合作的具
體政策上發生了偏差，策略運用也不夠靈活。這樣，既減輕中共中央的責任，也可鼓勵中國
同志的英勇奮鬥精神。關於中共中央改組問題，我們都認為陳獨秀確是消極了，不能再任書
記。其餘中央委員應沉重的引咎自責，誓願戴罪圖功，才能繼續擔負領導的職責，才能汲取
失敗的教訓。我們覺得這樣的態度和決定，才能兼顧到道義和現實。這也是我們和即將到來
的羅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場。
不料這次談話竟掀起了極大波濤，影響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後的一些動向。
後來羅明那滋從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見，因而我被他視作眼中釘—即是除陳獨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號右傾機會主義者。瞿秋白是應當將我的意見翻譯轉知羅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說
法則不得而知，至少他沒有表明和我共同負責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關係從此惡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上，一向與我意見相左，也許我那強調道義的說法妨礙
他的現實作為，因而他主動的和我背道而馳。從此中共這兩位僅次於陳獨秀的人物大倒其霉，
我成為共產國際最不放心的反對派，接連不斷的受著打擊，被逼不得不脫離出來。瞿秋白雖
然一時得勢，究竟有點出處不清白，何況又被逼盲動起來，不僅不能贏得信任，也從未解脫
掉被人懷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見獨裁確是害盡蒼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羅明那滋來到了漢口。當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談，這是我有生以來印象
最壞的一次談話。羅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奉命來糾正過去共產國際人
員和中共中央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種種錯誤，並指導中共工作。接著他並不詢問我們目前的
實際情況，立即宣稱：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現在共產國際決定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不能再任書記，甚至要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你們兩人如能擺脫機會主義，仍可參加領導工作。現在如不首先反對機會主義，別的事情是
談不上的。
我問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錯誤，他大致是這樣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棄了在中
國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例如它否定了共產國際六月一日武裝工農的指示，又自動解
除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種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為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
分子所盤據，缺乏階級意識和革命的堅定性，對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很久以來都是機會主
義的加以曲解。現在共產國際不能信賴那些動搖的知識分子，要大膽的提拔一些堅定的工人
同志，擔負中共的領導工作，並使他們在中共中央占多數。
羅明那滋這番話，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覺得他的指責是與事實不符的。至少這種錯
誤的責任，不應當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產國際和它的代表也應分任其咎。在我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