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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後，翌日就去看李大釗先生，向他敘述我在上海的種種經歷，並且慨嘆地說：
“這四個多月的流亡生活，幾乎使我成了一個學生政客。”他靜靜聽完我這一段不平凡的經
歷。他很重視我和孫中山先生的接觸，覺得擔任工會總幹事之舉也做得對，並和我討論能夠
和孫先生攜手合作到甚麼程度。我們彼此同意，國民黨已積累了不少舊作風，人事也很複雜，
一時似不會受新時代的影響而急劇改變。
李先生特別關心陳獨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會主義活動。我曾向他敘
述與陳獨秀先生會晤多次，他寄住亞東圖書館，正在物色住所，準備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長居之意，並準備將《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與國民黨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會主義
者過從頗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統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
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說曾接到陳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這種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會主義思潮似乎比北京還要發達些，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等常在星
期評論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馬克思主義；還有，朝鮮政治難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朝鮮臨時政
府，任內閣總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總長的呂運亨，曾向我表示他們能與莫斯科打通關係，准
備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聯絡起來，推翻日本在朝鮮的統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黃介民
要組織一個大同黨，主張聯絡中國一切的社會主義者，與朝鮮的革命派合作並溝通俄國的關
系。自然這一切都還在醞釀中，談不到真正的具體行動。
李先生認為他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
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嫌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認為黃介民
和朝鮮臨時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也許還要少，只因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
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於信仰和研究。
在這段期間裡，我和李大釗先生以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同學們所交談的主要問題，已
不是反日愛國運動和一般的新文化運動，而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活動問題。北大那些具有社會
主義思想的師生中，有信仰無政府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
派別。一般說來，他們都著重於學術的研究和介紹，殊少行動的決心，但對於俄國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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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情心理則是在普遍高漲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繫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
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辛亥革命前後他在天
津法政學校讀書，以及後來留學日本的時候，常是學生鬧風潮的領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時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所以能在五四運動中和許多青年融洽相處。他研
究社會主義較早①，五四以後更日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並同情俄國革命，但從不排斥無政
府主義和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活動，他與這些社會主義者保持著很好的關係，供給他們所需
要的書刊，並常與他們切磋。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齊備，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擠滿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傾者占多數，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借閱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常是他們的主要話題。圖書
館主任室有兩間房，一間是李先生的辦公室，另一間是接待室。那間接待室是當時社會主義
者和急進人物薈集之所，還有好幾次舉行過人數頗多的座談會，辯論得很是認真。我在那裡
扮演著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經常在那裡閱讀，有時與人接談。李先生因事不在時，我就代
他負招待之責。一九二○年時，這間圖書館主任室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就這樣的日益濃厚起
來。
當時蘇俄政府對中國的宣言發生了甚大的影響，也是促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
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的對華宣言，內容是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
權，取消庚子賠款，和歸還中東鐵路等，這宣言約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國報紙上發表出來。
北京學生界和文化團體首先表示歡迎，在上海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和各派人物也都為之興奮，
共同發表讚許的文件，我也是參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來，日本和其他列強都在欺侮中
國，只有蘇俄是例外。他們認為只要蘇俄能有願意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表示，就是值得歡迎的，
不必問蘇俄的處境如何，也不必問這個對華宣言的動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