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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
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
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
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
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
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
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
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
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
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
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
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
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
四方面軍只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
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只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只要指揮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志過了河，決不會有古
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
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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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雖然沒有定論，但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利用這一失敗事件，發動反張
國燾的鬥爭。反張國燾的鬥爭早就在暗中進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國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傳來之後，便大規模展開了。毛澤東、張聞天等認為當時既無內戰的危險，正是整肅內部
的好時機。展開鬥爭的目的，據說是恢復遵義會議以後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職權，並
將張國燾逐出中央，然而其實質就是建立毛澤東的獨裁。
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時，林育英顯
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約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張聞天便提議派林育英到國民黨區
域從事職工運動。我當時曾表示反對，認為他是調解黨內糾紛的當事人，應暫留延安。張聞
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
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有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
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著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現在黨內糾紛很容易解決，只須由林
育英這位中央聯絡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議，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之後，過去因蘇維埃政策所有過的爭執，已告消失，而且經過西安
事變，，新政策執行已有相當成績，我將在會議上，表示撤銷我有過的反對意見，並正式提議，
由遵義會議所選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復全部職權；（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
正式自請處分。
我又笑著對張聞天說：“張國燾已經被打倒了，用不著在這緊急關頭，大張旗鼓鬥爭一番，
如果否認過去所說過的話，不明不白的將林育英同志調走，這未免太失信於黨和同志們了。”
張聞天當時一言不發，後來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接著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就轟轟烈烈的展開
了。這是捨棄正當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發揮一下鬥爭的殘忍性。從此林育英便由張聞天以
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派走了，此後，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對我的鬥爭，號稱自下而上發動起來的，其實拆穿了，都是見不得天日的把戲。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