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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琴秋向我申述他們的意見，她和某些同志不贊成西進，認為他們的意見與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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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對於軍事策略，他們也有種種批評。她承認，這些同志有過幾次商討，但未組成反
對派。反對者的意見也並不完全一致。在張琴秋看來，著名的立三路線人物曾鍾聖的軍事見
解，採取右的立場與她的見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屢犯錯誤的鄺繼勛，事實上她也不重
視他的意見。只是為了借重他們的軍事知識，才找他們參加商談的。他們活動的目的，並不
是要打擊現有領導的威信，更沒有推翻現有領導的企圖，只是主張恢復軍委會和高級幹部會
議，俾多數人都能參預決策。
我們翻過巴山，開始建立新根據地的時候，張琴秋等的反對意見，便消沉下來。我們共
同為開展新局面而努力，沒有功夫去檢討過去。但這些持不同見解的政工人員，對川北新根
據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們覺得川北時偏僻的地方，即使在這裡建立了根據地，
也無法配合各蘇區的行動，更不能打擊蔣介石的要害。這個鴉片世界，也使他們覺得太落後
了，對黨對紅軍的發展，都困難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們，對於建立川北新根據地有足夠的決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
北人民熱烈擁護紅軍，禁菸運動展開得如火如荼，我的積極號召，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們
的疑慮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據地的條件確是不夠充分，同志們舉出許許多多這樣那樣的困難，
有些困難確是影響深重，無法克服。但問題的中心是我們已勢逼處此，並無任何其他選擇。
例如，軍火的補給問題，就使我們大為憂慮。我們只能靠繳獲敵軍槍彈來補充，但四川
軍隊的槍彈多系土製，效力不高（四川軍閥由民間搜刮來的錢財，往往拿去向外國或長江下
游購買軍火，但又為蔣介石或其他軍閥在中途扣留，因而他們的槍彈，多系土製）。我軍在川
北作戰所消耗的彈藥，大多是從蔣介石部隊繳獲來的，比較優良，在四川繳來的，則多系次
貨。四川軍閥作戰的特點，也帶有游擊性質，勝利便蜂擁而上，敗北則一溜煙的跑掉了。要
想大批繳獲他們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覺得紅軍在川北行動，不易解決軍火的補充，
而且會使紅軍裝備轉弱而影響戰鬥力。
我們當時致力於統一內部意志，策劃對田松堯的作戰，實施建立根據地的各項步驟。中
共中央這個電令的到來，立刻使我們進退失據。我們原應在新克服的巴中區多所努力，但不
得不為了基本政策問題，匆匆從前線返回通江，召開會議。這此重要的高級幹部會議，有些
同志因軍情緊急，不能趕來參加，到會的除我和徐向前陳昌浩外，只有張琴秋傅鍾劉琪周純
全等十餘人。
在這次會議上，我首先將中央的歷次來電，交大家傳閱，接著就發表了一篇答辯式的報
告。首先檢討紅四方面軍，不能在鄂豫皖蘇區立足，必須向西轉動的種種原因和經過。我指
出，我黨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紅四方面軍，仍不能迅速壯大起來，抗擊敵軍遠為優勢的
壓力，正好說明蔡申熙和我經過長期周密計劃的西進策略，目的是為了保存最大實力，在較
邊遠地區獲得時間和地盤以圖振興。我說明反四次圍剿的經過，指出柳林河夜戰是必要的和
適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戰役給敵軍以沉重打擊，紅四方面軍脫離鄂豫皖蘇區將有更多的阻礙。
如果我軍在鄂豫皖區，內外分散打游擊，或改採其他戰略，也許我軍的處境比現在還要壞些。
我說到河口戰役雖然傷亡重大，但成功的衝出了包圍圈。對於棗陽吳家集戰役，我承認是可
以而且應當避免的，但結果激戰兩天，傷亡兩千，其惡果甚至影響到我軍以後的行動。應當
嚴肅自承是自己犯了實際軍事指導的錯誤，用人不當而“失街亭”。鄺繼勛不遵守命令，也應
當受到紀律的追查。但我不贊成某些同志認為西進是逃跑主義的說法，我再三說明我軍不能
在陝豫鄂邊境地區立足的原因，並說，指責我軍為逃跑主義者，不僅不和事實，而且抹殺了
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奮鬥的精神。我力證在川北止步是較好的選擇。
對過去的軍事行動，作了必要的說明和答辯後，我進而評論入川綱領。我直率指出，蘇
維埃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威力。事實證明，目前的土地革命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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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壯大紅軍，不過是使紅軍得到暫時的、局部的勝利，鼓勵為數甚少的農民起來分配土地
而已。蘇維埃運動的致命弱點，是不能與全國反帝和反日聯繫起來，而被孤立在偏僻的鄉村
之中，失去了與各大城市廣大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繫。入川綱領，就是為了糾正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