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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中，知道他不過是一個舊官僚型的人物；對於我們這種青年並無甚麼吸引力。但吳佩孚所標
榜的召集國民大會、和平解決國事、反對直接和日本交涉山東問題、國民籌款贖回膠濟路等
主張，獲得了民眾團體的廣泛支持。上海各民眾團體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盛大的國民大會，
公開致電吳佩孚表示支持，我們也參與了這次集會。一九二○年一月間，北京的學生聯合會
被封閉，吳佩孚的主張所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解散。
《時事新報》的總編輯張東蓀那時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與我們有經常的接觸。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變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腦梁啓超從歐洲回到了上海。張東蓀約集我們
—羅家倫、許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時事新報館樓上與梁晤談。他敘述了一番歐遊的觀感，
語氣之間特別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並慨嘆他二十餘年從事政治運動徒勞無功，表示今後
對政治已無興趣。他提出一個五十年文化的大計劃，希望青年學者贊助。我們向他說明被趕
出課堂，無法安心研究學業，不得不從事反日愛國運動等等實況，對他專力於文化工作的抱
負，自然表示欽佩。
我們辭別出來，大家議論，認為任公的談話象徵著研究系在政治上進退失據的消極性。
任公本人在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中確有重大的貢獻；不過他的改良路線並沒有找到出路。他曾
依附袁世凱，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沒有好的結果。他那種依附實力派，企圖做加富爾的
幻想④，到這時大致已經幻滅了。現在再回頭從事於學術研究，成效也許較大；可是當時正
是國事如麻，恐怕有點緩不濟急罷！
我們與國民黨人的接觸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孫中山先生的幾位得力幹部胡漢民、
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等，與我們過從頻繁。胡漢民和汪精衛
這兩位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簡出，我們只有重要事件商談時，前往訪晤暢談一
番。戴季陶、朱執信、廖仲愷與我們來往得較為親密和輕鬆，常聚在一塊高談闊論，主要話
題往往是新文化運動。戴季陶愛談社會主義，有些學者味。朱執信愛談時事，顯得滿腹經綸
似的。廖仲愷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著欣賞別人的高見。葉楚傖、邵力子代
表民國日報，出席各種民眾團體的會議，無異是國民黨的公開代表，與我們好像是在一塊共
事似的。任民國日報總經理的邵力子，為了克服報館遭遇的各種困難，和籌措經費，老是東
奔西跑，忙過不停。任總編輯的葉楚傖，經常過著夜生活，在他那間很小的編輯室里，伏案
工作，為文改稿之外，還愛飲酒做詩。當時全國各界聯合會通過全國工商界抗納捐稅的決議，
即是葉邵二人的傑作，我們曾予積極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個中午，我和許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劉清揚同在法租界
一間飯館裡便餐，飯後，順步走向法國公園。康白情指著馬路那邊說：“莫利愛路二十九號，
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住宅。”許德珩接著說：“我們一直還沒有拜訪過他，現在不妨就順道去看
他。”我附和著說：“好呀！我和羅家倫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幾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
卻不在這裡。”他們三人同聲說，那沒有關係，今天我們先去隨便談談，下次再約羅家倫一
道去正式請教。於是，我們穿過馬路，走到孫先生住宅門口，向看門人說明來意。他告訴我
們，晉謁大元帥須預先約好，沒有預約是不可以的。許德珩似乎有點生氣，高聲抗議：“我
們並非有求於大元帥，只是來拜候，難道沒有預約就不能通報嗎？”許德珩的高聲驚動了正
在樓下的廖仲愷，他急步跑出來，將我們歡迎到客廳里，並即上樓去通知孫先生。
不一會，孫先生步到客廳里來了，互相問好之後，許德珩首先少年氣盛的說：“我們素
來敬佩孫先生，因為孫先生是平民領袖；誰知門禁森嚴，不肯與普通人接觸。”孫先生若無
其事的不置答覆，局面就這樣僵持著。我乃說明：“現在國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們今天
特來拜訪求教。”孫先生反問我們說：“我願意先聽聽你們的意見。”這樣話匣子就打開了，
我們四個人一個接一個的說起來了。有的陳述學生運動和一般民眾運動的情況；有的批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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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人對民眾運動的態度不盡洽當；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團糟，要問孫先生有何方針和
計劃；有的甚至表示孫先生只注重上層的政治活動，攪外交、攪軍隊、攪土匪，對於五四以
來的各次民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似乎不夠重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