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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開幕。
③ 勞動法大綱全文見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廠方接納的條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資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給半個月工資；三、
工人在工作期內受傷不能工作者，由礦局負擔醫藥費，並酌給津貼。
⑤ 這個命令以後由湖北工團聯合會據以作成該會緊急通知，全文見《二七工仇》—載《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頁至第八十六頁。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後，中共中央是在渡著“二七”罷工失敗後一段悲慘的
日子。
中共中央機構更嚴密的蟄居在上海地下；陳獨秀先生匿居的地址連我都不知道。我與他
第一次的會晤，是經由他的秘書安排時間和地點的。他告訴我：馬林於兩星期前趕回莫斯科
去了。他還說馬林認為中國職工運動經過“二七”失敗，一時不易恢復。他向我表示，我從
莫斯科帶回來的關於職工運動的指示，與中共原有的決定都相符合，現在正須據此來解決“二
七”罷工的善後問題，至於國共合作問題，等馬林回來後，那時正應舉行全國第三次代表大
會，我們再行討論不遲。
這時李大釗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險，由北京來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鄉孫洪伊
家裡，我曾到孫家去拜訪他，告訴他莫斯科之行的經過。我們談完後，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來認識的孫洪伊一談。這原不過是一趟應酬的訪問，不料結果竟由此斷絕了我們與直系
軍閥的來往。因為那時孫洪伊和直系軍閥之間，關係仍極密切。
我們和孫洪伊一陣寒暄之後，孫首先向我解釋說：二月七日漢口的事情，實在出於誤會。
這是因為有人向吳佩孚挑撥，指各地工會與孫中山的南方政府有關；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就
是在廣州舉行的。再則共產黨公開宣揚聯孫倒吳，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機離間。由於這
種種原因，吳佩孚才有這次壓迫工會的舉動，其實摧毀工會並非吳的本意。我一聽之下，大
為憤怒，說道：“軍閥憑槍桿子蠻不講理的隨便殺人，已成為他們的家常便飯。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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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是事先毫無警告的陰謀襲擊的屠殺行為。這種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誤會’二字來掩飾的……”
我這斬釘削鐵的回答，使這次的晤談迅即結束。
這樣一來，李大釗先生覺得他住在孫家，易於引起人們對他與直系仍保持接觸的誤會，
因而不兩天他就搬離了孫家，以示決絕。幾天後，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們的來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會有被捕的危險，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圖書館去了。
這年一月間，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國了。他由北京來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開活動的人。他以記者身份回來，共產色彩尚未表露出來。他的肺病那時似乎停止了發展；
滿腔熱忱，很想一顯身手。他愛好文學，住在閘北區，屋內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書屋；
出入於他那裡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與國民黨的老作家于右任過往頗密。他們計議創辦
上海大學，由于右任任校長，他任教務主任。不久這所大學終於成立了，成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訓練所。當時，中共因職工運動遭受挫折，對瞿秋白的這種活動多方予以贊助，認為
這是別開生面的文化活動，而且能與國民黨的名流們建立較廣泛的關係。
失敗的苦味是罄竹難書的。有些國民黨人物譏諷我們，打擊我們；他們譏笑我們對吳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們對吳佩孚政策的不當；因而使工人們身受其害。有些國民黨的職工運
動工作者，更想乘機奪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陣地。他們以上海為中心，展開反勞動組合書記部
的活動。一部分國民黨人的這種活動，還得著湖南勞工會王光輝等人和無政府主義分子的響
應。他們大多不滿意中共在職工運動中的氣焰，因而組成一個反中共職工運動的聯合戰線。
他們標榜工會應為工人的經濟利益而鬥爭，不應與政黨發生關係，尤其不應受中共的利用。
他們提出“穿長褂子的共產黨人滾出工會去”的口號，並向工人宣傳“二七罷工失敗是中共
領導的錯誤”、“工人們應向中共要求賠償損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們這種宣傳的影響，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甚至有些素來同情中共，因
罷工而失業的工人領袖們對中共也表示懷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們因為你的領導而罷工，
現在失業了，要請你負責。還有少數人向我說：聽說你去莫斯科為我們募集了大量救濟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