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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興奮劑。
國民黨人士是較早從事職工運動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廣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
們活動的中心區域。這一帶的工會主要都由他們領導。不過國民黨的職工運動多保有行會色
彩，有些甚至勞資不分地混合組織在一起，而且會與會之間也極少聯繫。為了支援香港海員
罷工，廣州各工會也左傾起來了，覺得有組織廣東總工會的必要，並熱誠與其他各地的工會
實行合作。
湖南勞工會是別樹一幟的。它的領導人受著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以工人獨立從事經
濟鬥爭為標榜。在實際鬥爭中，曾一度與中共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華
盛頓會議舉行時，它發動過一次勞動群眾示威大遊行，提出“反對華盛頓會議”，“反對國際
資本帝國主義”，“反對國內軍閥及其走狗”等口號。這種舉動顯然與中共的活動相配合，也
與該會派王光輝為代表出席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一事互相關連。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長沙華
實紗廠工人為要求加薪而罷工，也是由它所領導的。湖南省長趙恆惕用武力將湖南勞工會解
散，並捕殺其領袖黃愛、龐人銓。這件事曾引起全國勞工界巨大抗議，多少改變了湖南勞工
會那種獨行其是的舊有觀念。
中共是以北方鐵路工人運動起家的。自從我在長辛店開始工作以後，到一九二二年五一
前，已有二十六個主要車站建立了俱樂部、工人學校和分工會等初步組織；除東三省外，工
人組織遍及各路。京漢路、京綏路、瀧海路和粵漢路的武長段等都曾發生多次局部性的罷工。
這些鐵路工會的組織及其鬥爭方式都是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這個重要工業城市竭力擴大它的職工運動的陣地。它一反過去的那些“招牌
工會”之所為，直接深入到各工廠裡面去展開活動，而且在一些紗廠、機器廠、印刷廠、煙
草廠等工人中建立了工會的組織。它領導過較大規模的紗廠罷工，和長江流域的輪船工人罷
工等。它在武漢等城市和開灤、安源等重要礦區，展開在工人中的活動，開始形成各業工會
的組織。即在廣州和香港工人中，由於它的積極支援香港海員罷工，它的聲望也在急劇的增
加。在這種全國職工運動趨於團結的形勢中，國民黨的勢力不僅偏處廣州一隅；而且它也未
適時採取積極的領導步驟。無政府主義或無政府工團主義那種不注重組織，孤立的領導工人
從事經濟鬥爭的做法，在這一運動浪潮高漲的時候，特別顯得不合時宜。中共和它領導的勞
動組合書記部卻能把握住這一客觀形勢，實際組織這一次的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由此，中共
確立了它在工人群眾的領導地位，這對於中共後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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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舉行，主要是為建立一個全國工會的統一組織。這不僅要有國共
兩黨的合作才能辦到，同時工會組織的本身也有甚多實際問題急待解決。陳獨秀先生和我乃
於四月底趕到了廣州，從事有關這方面的活動。
我們到達廣州後，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廣州支部的會議。陳獨秀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報告
了勞動和青年兩大會的重要意義和國共關係問題。原系老同盟會會員，一九二一年為陳獨秀
先生所邀請而參加中共的林伯渠②，發言支持孫中山先生。他認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北伐
主張都是值得欽佩的。國共合作應以與孫中山先生合作為中心。其他同志如譚平山、陳公博、
譚植棠等多數人的發言則對孫中山先生頗有批評，他們大致支持陳炯明；認為孫、陳不和是
由於陳受到孫先生左右的排擠。他們讚揚陳炯明同情社會主義，曾以省政府名義竭力支持香
港海員罷工等等。
由於上述這些同志對國民黨的看法不盡相同，這次會議在國共合作一點上並未達到確切
的結論。以前陳獨秀先生在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時，與陳炯明相處無間，此次自不免左右為
難；所以他在做結論的時候，主張中共應與國民黨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國民黨內部既有鬥爭，
我們現在應先觀察清楚，再作決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應避免捲入國民黨內部的斗
爭，力求各地工會不分黨派，團結合作，使能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工人組織。這次會議就接納
了他的這種提議，因而對國共兩黨合作這一點，並未與國民黨方面懇切商談。
當時孫、陳衝突已經過長期醞釀，到達了緊張的階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孫先生由上
海回到廣州，翌年四月，廣州的非常國會選舉他為大總統，並於五月五日就職，正式成立另
一中華民國政府。六月間平定了廣西，形成西南對杭北京政府的局面。當時雲南、貴州、四
川、湖南等省的軍事領袖雖宣布不服從北京政府，卻標傍聯省自治，並不與孫先生的北伐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