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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規模廣大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的時候．，各代表會同上海學生聯合會，
發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
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一次盛舉。
北京學生聯合會曾先後派出幾批代表，分向各地進行組織全國學聯的活動。北京學生代
表許德珩、黃日葵等人最先到達上海。段錫朋等也在全國學聯成立之前趕到。我和其他幾位
代表則在大會開幕之後才趕到。我到達上海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借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
門學校經常舉行會議，各地學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這所學校里。大會費了好幾天的時間討論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討不休。北京學生代表共有二十餘人，其中只有
四個是出席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我在大會是沒表決權的，被選擔任總務方面的工
作。
我對全國學生聯合會總務處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也未正式就職。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學生運動的實況。我發覺上海及各地學生會講演方面的工作，趕不上我們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間去”的風氣很不普遍。為了要給各地同學一個榜樣，我親身在上海從事街頭活
動。我制了一些賣報的布袋子，發動同學們一齊去推銷愛國書刊，進行像北京學生聯合會演
講團一樣的工作。我背了一個裝滿《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愛國書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面叫賣，一面向市民宣傳，晚間歸來，有些代表們以驚奇的眼光笑著向我：“你這位社會
運動大家的生意好媽？”我充滿了自信向他們說：“成績還不錯。我們都要有這種到民間去
的精神才好！”我這樣做了幾天，終於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口，受到一個外國巡捕的粗暴干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後用力的一推，幾乎使我跌倒。當我依然停在那裡表示不服的時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態。我為了不願引起糾紛，以免防礙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進行，當
時沒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將這件不愉快的事宣揚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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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次嘗到外國租界勢力給予我的侮辱，使我確認反日之處，還要反對租界。
七月初，陳獨秀先生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江紹源等先後被捕。
我們旋即從北京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在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團認為這是北京政府有
計劃摧殘北大的行動，並想到北京學生聯合會一時將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決定要我立即趕
回北京，號召同學們堅決反抗，決不使這個學生運動的中樞受到損傷。我遵命立即起程趕回
去貫徹這一個新任務。
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關於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問題有些爭執。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支持廣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數北方地區的
代表雖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對北京政府在各地壓迫學生，但仍不願將這種態度公開表示
出來。他們顧慮這樣作會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予北京政府進一步摧殘教育的口實。可是，當
聽到陳獨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後，代表中就有人強調的指出：我們應當與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態度，公開反對北京政府。果然，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便請
孫中山先生在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
我趕回北京後，得悉魯士毅等十一位同學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將公開審訊。
陳獨秀先生則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裡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學曾表示出一種悲
觀的論調，認為以前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賣國賊，是聲勢浩大的愛國行動，政府不得不
低頭；可是現在情勢有些改變了，暑假期中多數同學已經離開學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學
校的師生，是否能為了這件事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運動，大有疑問。在一次北大學生干
事會會議上，我鼓勵同學們：“我們應當堅決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全國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舉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並由學生聯合會的評議會推舉我為學生聯會的主席，於
是我就首當其衝的展開了與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奮鬥。
在暑期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大同學會的情景顯得不如“五四”到“六三”這一期間
的那樣熱烈。各校同學離京渡假的約占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學生會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職員被捕了，還有一些從前較活動的同學，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暫不返京。因此學生聯合會經常工作的人員大為減少，並且換了一些生手，這樣我的職責